湖南師范大學社會學 郭奕良
組織變革的源頭，往往是因為組織需要通過變革來改善之前的問題，獲得良好的績效，美國的公務員制度改革也是基于這樣的開始，腐敗和權力濫用使得公務員改革勢在必行。但是古今中外任何一場改革，如果想要成功，就還要考慮到組織本身生存的制度環境，是否利于推行改革者想要的改革，因為如果這個環境中的成員并沒有形成較高的共識、或者有強大的聯盟與既得利益集團，那么改革就步驟就需要做到靈活性與原則性相結合。該論文的作者托爾波特與朱克在研究了美國公務員制度改革的數據后指出，在1900年以前，公務員制度受到了廣泛的爭議，但在改革經過了10年之后，對于這套制度的討論就沒有太大的沖突了，而到了1920年，公務員制度就開始作為處理城市事務的合適方法而被接受了。對于改革的影響因素，作者指出：移民、社會經濟基礎、城市執行功能的數目、城市年齡和規模會對城市公務員制度的改革采納與否產生影響。但是在來自聯邦政府、州政府的強力影響與時間的推移下，公務員制度則會漸漸為人所接受。而當這一制度不斷推行的后期，選擇公務員制度，不再只是因為它有好處，而是轉化為邁耶一文中強調的合法性機制。
這篇文章對于制度的趨同性、合法性的研究，從歷史演變的角度論證了這一理論，但應當看到的是，除了時間推移與來自高層性組織對合法性的承認外，我們不能忽視的是，這種強制性力量之所以能夠從中央推行到各州再到具體的各個城市，與美國聯邦力量的強化是分不開的。早期改革的推行要考慮到城市內部的一些特質的背后，實際是城市的改革力量與保守力量之間的斗爭，而更上層的力量之所以能介入其中，并使改革派獲勝，進而使改革演變為一種獨立的合法性，其背后是中央和地方的緊密聯系。此外還有改革的迫切性也很重要。
綜上，可以看到改革的迫切性、中央和地方緊密聯系是美國公務員制度改革的兩個不可或缺的背景因素，改革的迫切性使得中央力量支持改革，而中央到地方的緊密聯系保證了改革的措施能夠逐步的強制的推廣到各個城市中去。
當我們對比同時代的中國時，我們會發現這些因素也同樣重要，美國進行公務員改革的同時，中國的清政府先后進行了三次變革，洋務運動、戊戌變法、清末新政。但是這三次變革都先后失敗。特別是與1880-1935年美國公務員改革同時的戊戌變法與清末新政的失敗，從反面印證了這篇論文中提到的以及上述的兩個背景因素對于組織變革的重要性。戊戌變法時，康有為梁啟超推動的改革措施，確實符合了當時中國的需求，即建立資產階級代議制度，發展資本主義，但是問題是，他們依靠的，是一個并沒有實權的光緒皇帝，而真正的高層力量慈禧太后并沒有承認這些措施的合法性，戊戌變法的具體措施如廢除旗人特權則動搖了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這就為改革的棺材又敲上了一枚釘子。
再看清末新政，清末新政之時，正是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戰爭結束，《辛丑條約》簽訂之時，以慈禧太后為首的清政府深刻意識到，如果再不實行改革，仿效西法，那么迎來的就不只是外國人的又一次侵略，海內外的革命黨人就會徹底推翻清朝的天下。于是清王朝進行了這個朝代史上最后一次，也是最為激進的一次改革。頒布《欽定憲法大綱》、廢除科舉、興辦學堂、鼓勵實業，戊戌變法那些舉措在此時反而得到了極大的認可，高層力量承認了措施的合法性，但是地方卻已無法再形成共識了，僅廢科舉一策，便徹底使清王朝喪失了天下士子讀書人的支持，這些失學的讀書人只得進入學堂、新軍、興辦實業這些在舊式觀念中完全不能接受的職業中去，結果就是，改革非但沒有團結清王朝統治的絕大多數力量，反而讓中央和地方漸行漸遠。而“皇族內閣”的丑聞，使清王朝又喪失了最后一支愿意承認清王朝統治的政治力量——立憲派的支持。八國聯軍侵華時的東南互保讓清王朝喪失了對財源——南方地區的控制，清末新政又喪失了統治根基力量的支持，這樣的組織變革帶來的擴散，埋下的卻是使組織解體的隱患了。
通過上面對同時期中美兩國改革的一個簡單對比，我們可以發現一項變革的擴散，往往需要建立起組織成員從上到下建立起對改革本身的合法性認同，如果這種合法性認同無法建立，那么無論改革的初衷多么正當和迫切，改革都將走向深淵。這對于當前我國正在進一步深化的改革開放而言，不可不作為鑒戒，我們的改革措施，一定要基于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尋求改革的“最大公約數”，“決不做自以為領導滿意而讓群眾失望的蠢事。”只有這樣，我們的改革措施才能夠行穩致遠，步穩蹄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