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經濟學家吳敬璉的觀點：中國不能再走新加坡式威權主義道路了
中國經濟學家吳敬璉2013年2月22日在黑龍江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上呼吁：中國不能再走新加坡式威權主義道路，這是難得的真知灼見。中國發展，中國繼續改革向什么方向走，這在當前中國，并不是不存在的嚴重問題，執政黨明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但它的實質究竟應該是什么，認識并非完全一致。2月19日新加坡前領導人李光耀發表了對中國崛起的看法，以及擔憂和期望，歸結到根本，他希望中國不要走自由民主的道路，要走新加坡式的威權主義道路。
李光耀以及新加坡著名的學者、作家鄭永年，可說是中國政府和執政黨的好朋友，諍友，他們發表過很多對中國很有見解的看法和建議，但他們共同的特點是堅定地站在新加坡式威權主義的立場上，宣揚東方儒家實現現代化而興盛的經驗。李光耀認為，中國不會成為自由、民主國家，也不要成為自由、民主國家，他說：“中國若成為自由民主國家會崩潰”。《澳大利亞人報》認為，這是李光耀警惕崛起的中國，其實不完全是，李光耀實際是在向中國政府和執政黨領導人，遞點子，中國不能走自由、民主的道路，只能走維權主義的道路，即東方專制的現代化道路。所謂“東方專制”，是中國及中國一些亞洲國家，受中國的影響，而建立起來的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封建主義專制制度，它的現代化，只是在當代使封建的專制政治體制，使儒家的思想，適應經濟的現代化而已，它與人民民主的思潮和大趨勢是不一致的。人們從李光耀、包括鄭永年的言論和文章中，很難聽到和見到他們論述人民的自由、民主和幸福；他們重視民生，但是把人民的民生、幸福納入到東方專制的體制之中，并不彰顯以人為本的思想，把人民的民生，包括一定的自由、民主作為東方專制的威權主義的派生物。
“以人為本”，中國春秋戰國時，政治家管仲就提出過，以后納入了儒家的“民為本”思想，但這個“民為本”，并不主張人民是國家社會的主人，它是儒家主張的封建等級社會秩序中有著進步意義的附屬部分，是在封建主義的框架之內，從屬于東方專制的強權主義和現代威權主義的，絕大多數的人民并沒有或者沒有真正的主人翁地位，人民沒有真正的完全的自由、民主。
自由、民主，是歐洲文藝復興以后，特別是法國大革命和美國獨立宣言以后，成為新時代需求的語匯，盡管自由、民主的思想來源于人類的遙遠，有人類的文明史，就有了記載。人類追求自由、民主，這是人類的本性，實現人的自由、民主和幸福，是人類歷史發展的趨勢，但人類自由、民主和幸福，成為公開，正義凜然的需求，還是近幾百年的事，在東方專制體制的中國，歷史還要短些。中國1919年的“五四”運動，可說是中國人民的自由、民主才真正登上了歷史舞臺，中國人民百多年的奮斗，難道不是為了爭取人民的自由、民主和幸福嗎？
現代威權主義，從實質講，不是人民民主的，雖然它比強權主義進步。現代威權主義不過是封建專制主義的進步和變異。北京大學馬克思學院教授尹保云在2012年《炎黃春秋》第五期發表的《威權主義的歷史意義》一文中，他對極權主義的解釋說：“極權主義的特點是：高度技術理性的統治權不受限制地被領導人操縱，鼓動社會革命，熱衷社會動員和控制，一元化的政治結構，單一的意識形態統治等等”。他認為現實例子如斯大林蘇聯和二戰時期的德國與意大利，其實毛澤東時代“文革”中的中國也是。他對威權主義的解釋是：“威權主義則是另一種政體，它的專制程度遠比極權主義溫和，政治結構不是一元化的，而是具有不充分的多元化，意識形態也不是單一的，而是多種理念混合，不搞政治動員和群眾運動等等”，他舉了新加坡、韓國、臺灣的例子，其實現在的中國也是。我認為他對極權主義和威權主義的解釋內容是比較合乎實際的，但威權主義不是另一種政體，它是封建專制的極權主義的進步，演變和變異，而在根本思想上還保留著封建專制主義的影響。他還引用美國亨廷頓在二十世紀后期對威權主義的解釋定義：“指稱所有不民主的體制，不民主政權的類型是：一黨體制，極權體制，個人獨裁，軍人政權以及類似的政權”，尹教授認為，這是不嚴肅的定義，把理論搞亂了，把現實的問題簡單化了，這有一定的道理，但威權主義絕不是人民民主主義。
新加坡、韓國、臺灣，的確是威權主義發展了經濟，促進了國家和地區的發展，但是必須看到，威權主義絕不具有人民民主主義的生命力。隨著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和人民素質（主要是人民民主主義的素質）的提高，威權主義的魅力和作用是在消退的，至少在韓國和臺灣，人民的民主在發展，堅持威權主義已經開始阻礙著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特別要看到威權主義并不必然導致國家管理理性化的發展，因為它沒有根本的保證，這就是一切要依靠人民民主的憲政，而不是威權。威權政治是和“人治”聯系在一起的，只有法制的人民民主體制，才是國家、社會、人民需要的。不管是什么威權主義，包括所謂現代化的威權主義走向極權主義如一紙之隔，由威權主義走向人民民主義，則要新的思維，創造性的思維，不顧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擾，這個過程要痛苦得多，困難得多。
21世紀的中國，無須由毛澤東的極權主義發展到威權主義，按尹教授的定義，現代中國已經是威權主義的。現在執政黨提出了“以人為本”，“人民民主”、“社會主義”的理念，要建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實現人民當家作主，實現全中國人民的自由、民主、平等和幸福。這不只是在理念上肯定了人民民主的普世價值，而且在實踐上肯定了人民民主的新思維，基本上舉起了“以人為本”、人民民主、社會主義旗幟。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要以以人為本，人民民主、社會主義為內容，為路線、為目的。在一定的歷史階段，是通過共產黨的領導實現的，黨的領導，計劃經濟、市場經濟都是實現這個內容、路線、目的的手段。中國目前國家社會發展的關鍵，就是要把以人為本、人民民主、社會主義的內容，目的充實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中去，而不是還發展到什么威權主義。新的思維已經它有了，問題是能不能徹底擺脫毛澤東極權主義的影響，擺脫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能和威權主義等同起來。中國已經形成了的既得利益集團，需要威權主義，現代化的威權主義，這樣既可以壟斷權力，又可以得到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利益。李光耀說，中國若成為自由、民主的國家必然要崩潰，真正的意思是中國只有走威權主義的道路才不致崩潰。恰恰相反，中國不能成為自由民主的國家，繼續走威權主義的道路，是必然要崩潰的，這是遲早的事。威權主義是封建專制極權主義的進步變異，是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走向最終的人民民主社會的一種過渡，它在二十一世紀已經是落后于時代的。中國崛起的戰略，的確應該創造一個繁榮強大的未來，這需要新的思維、新的主義，匯入人民民主的大潮流，大趨勢之中。堅持舊思維，舊的威權主義，必然走向歷史的反面。使中國人民百多年對自由、民主的追求再次受到嚴重的挫折，中華復興之夢是難以實現的。所以，我支持吳敬璉教授的觀點：中國不能再走新加坡式的威權主義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