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波茲曼認為“媒介即隱喻”，攝影術和電報的出現使得新聞的嚴肅性被消解，電視將新聞的內涵外延至超越時空和脫離個體的一切事物，使新聞失去了對現實生活的實用性和指導意義，成為了一種娛樂形式，并伴有大眾泛娛樂文化的副產品——即所有的內容都被電視以娛樂的形式表現出來，這樣的媒介使人們逐漸告別“闡釋年代”，最終拉開了娛樂業時代的序幕。
電視媒介順理成章地中斷了印刷術時代下成長起來的重視邏輯和理性的父輩一代的傳承，培養出了新的媒介語境下的“電視人”和“容器人”——輕邏輯、重感性的娛樂化受眾。在波茲曼看來，集影像、音響、圖片、文字于一體的電視媒介取代報紙成為新聞載體并不能真正產生教育意義和新聞價值，因為電視信息傳達形式娛樂化的特征注定要葬送新聞的功能性定義并重塑話語結構，破壞掉原本邏輯分明、辯證理性的傳統語境。
我年幼時曾疑惑，電視主持人為何能在播報了一則令人痛心的新聞后迅速轉換表情微笑著播報下一則新聞，仿佛剛才消息中的悲劇從未發生。在這一點上，《娛樂至死》也做出了解讀。它認為電視新聞本質是一種娛樂，目的是“迎合人們對視覺快感的需求”，主持人擔當著表演的角色，也就是說，新聞播報的目的不是為了讓受眾關注新聞本身，而是為了取悅受眾。電視創造了一種“假信息”，這種“假信息”分散破碎且流于表面，離人們的生活很遠，無法作為個人和公共事務的參考，從而使得人們對電視中真實發生的事熟視無睹。
書中關于辯論的闡述讓我更加深入地了解了美國的辯論傳統，也更加清楚地認識到了辯論(包括爭論、假設、討論、說理、辯駁等演說的傳統方法)作為一種復雜而理性的話語的意義。美國在教育中強調辯證與邏輯，這在各類考試，諸如托福、雅思，以及TED演講節目中都能發現，可以說是有洞見的人在竭力傳承這一文化的結果。我也總能從周圍的美國人中感受到他們對辯論的熱情，雖然他們的辯論思維在現如今遠不及印刷術時代，但總算未完全丟失。
作者對邏輯和理性的強調，以及自白的方式，提醒了我時刻辯證地看待他的觀點，對此我心存敬佩。當然，我得承認，得出這些觀點，我占了時代的優勢。
需求推動變革，優勝劣汰的法則下，電視和互聯網媒介成為了新的載體，但是內容本身是客觀的(這種客觀可以是娛樂性的，也可以是嚴肅性的)，形式是主觀的。波茲曼認為電視的形式完全是娛樂的，我卻不太贊同，或許我們關于娛樂的定義是不同的。他認為電視新聞不再是嚴肅新聞，但視頻、音頻的保真性卻更有助于排除掉虛假新聞，縮小主觀誤差。此外，書中關于電視新聞的描述并不完善，當時的電視新聞播放類型和形式還不成熟，電視專題報道、深度報道、系列報道、現場直播、嘉賓訪談、紀錄片等在后來逐步發展起來，形成了新聞播報的全方位、多層次的視角，認為電視新聞是一種娛樂，本身是對電視新聞從業人員職業態度的輕視，忽視了其不斷探求、尋找真相、做好新聞的努力。
【第二篇】
在我看來，這是一本哲學層面的書籍，如果只是從市場、媒體、廣告、受眾……等角度來看待這本書，肯定會有失偏頗的。
從個人角度而言，我覺得《娛樂至死》講的更多的是社會現象和產生該種社會現象的思想層面的原因，而并非要得出一個必須這樣或是那樣的結論。畢竟這本書是完成于1985年的，現實意義會差許多，但是哲學意義卻絕對是不容低估的。
在中國文化的傳說里有“無字天書”、“無字真經”的故事的，我覺得這個“無字”的概念和作者尼爾·波茲曼所說的印刷業對于社會的“破壞”是一個意思的。無論是什么樣的事物，一旦落實到了書面文字，必然會受到限制。用我的理解來看，歷史是無形的，只存在于某個特定的時間與空間之中，但是我們學到的歷史因為受限于文字、圖片、視頻，所以我們所了解的永遠不可能是歷史的全部，甚至都不是大部分的歷史時空，而只是被記錄的那一小部分而已。對待任何事情都有這種可能，我們看到的基于媒體、記載的東西，只會是整個事件的一部分甚至是一小部分，而人類的大腦通常會幫助我們補足其它的內容，這也讓不同的人在對待同一件事情上有了不同的認知。《娛樂至死》中提到:憑借一個人的智力，不可能理解全部的真理，所以……，所以我認為，我們每個人應該正視的，不是我到底都會什么，比身邊的人多知道了些什么，而是我們的無知!
從積極的一面來看，波茲曼在書中提到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娛樂性的事情更容易被大眾記住，娛樂性的行為更容易被大眾支持，書中他列舉了課堂講座與競選等很多例子，其實這對市場營銷工作是具有方法論的指導意義的，我覺得國內的市場營銷圈是在近幾年才了解到娛樂與大眾心理的關系的。
雖然這本書的本質并非是討論營銷與廣告，不過我覺得波茲曼評價廣告的一句話非常有趣:廣告的一半是大眾心理學、另一半是美學。這本書寫于1985年，距今已經30年了，我不知道即使到了今天，我們的市場營銷人員能夠這么去理解廣告(或者是營銷)嗎?一半是心理學，指的的是廣告必須要以引導大眾消費為最終目標，而一半是美學則保證了廣告的可傳播性，就這么簡單，就這么深刻。
其實，在看這本書的時候，我還思考了一個問題:是不是什么都要用文字記載襲來?比如評書——這一古老的語言藝術?我覺得如果只有去茶館才能聽到評書，要比向大眾出售評書本子更能夠保留這一傳統曲藝形式的文化精髓!
在和甘夫人聊到這本書的時候，很是感慨我們在社會學領域對于西方還是整體落后的，在我喜歡的經濟、管理、營銷、心理學領域尤其明顯，真的希望有一天我能看到國內的社會學學者不抄襲、有調研、有觀點地寫出自己的有前瞻性的學術著作，并被翻譯成英語出版!
【第三篇】
“在這里，一切公眾話語都日漸以娛樂的方式出現，并成為一種文化精神。我們的政治、宗教、新聞、體育、教育和商業都心甘情愿地成為娛樂的附庸，毫無怨言，甚至無聲無息，其結果是我們成了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尼爾·波茲曼
當人們密切關注奧威爾關于1984年的預言沒有成為現實的時候，在歡笑與興奮的背后，人們忽略了赫胥黎的關于人類社會更為恐懼的預言，他說人們是由于享樂失去了自由，我們將毀于我們熱愛的東西。很多人會對這樣的宣判不以為然，因為大多數人感到現在的我們是幸福的，生活是很迅捷與便利的，我們可以坐在家里遨游世界，我們的大腦可以更快地被四面八方的消息填充，我們可以實現“坐一隅而觀天下”的絕妙優勢。然而，我們都不知道，正是這汪洋如海的信息，我們會變得被動和自私。
今天，我們坐在這里，必須感謝尼爾·波茲曼——這位偉大的媒體文化研究者和批評家，是這樣一位和藹可親的老人甘于將自己多年來的研究經驗精華著書成冊，他用自己謙虛的智慧試圖警醒我們，我們的投入與沉浸已經超乎了本該有的限度[lizhigushi.com]。
馬歇爾·麥克盧漢有一句著名的話語：“媒介即信息。”他認為，深入一種文化的最有效途徑是了解這種文化中用于會話的工具。把握了傳播的把柄，就會把握傳播信息的主動權。不過，波茲曼有著更為深入的認識——媒介即隱喻，用一種隱蔽但有力的暗示來定義現實世界。媒介的獨特之處在于，雖然它指導者我們看待和了解事物的方式，但它的這種介入卻往往不為人所注意。可以毫不夸張的說，媒介更像是一種慢性毒藥，它讓你在不知不覺中對其產生依賴，當完全上癮后，你明知痛苦與自由的喪失，但卻無法采取任何措施進行補救，因為它已深入你的靈魂和骨髓。
在環保觀念蔓延的社會里，或許有人對過多的紙張性產品的出現不屑一顧，高打著“節約資源”的口號將目光投向更多的電視與網絡媒介。印刷機生產的垃圾可以讓大峽谷滿的溢出來，電視產生的垃圾無足輕重。不過，我現在必須做一下觀念的調整，從客觀上，我們看到了印刷機排放的垃圾，更可悲的是，我們正在經歷著思想和靈魂的垃圾污染與侵蝕。從這一點上，我們應該多多借鑒以前的社會形態模式，印刷統治下的美國所造就的印刷統治下的思想是多么的富有時代造就力和認識力。路易斯·芒福德寫道：“印刷書籍比任何其他方式都更有效地把人們從現時現地的統治中解放出來……鉛字比實際發生的事實更有威力……存在就是存在于鉛字之中：其他的一切都將漸漸地成為虛無。所謂學習就是書本的學習。”這是一個閱讀蔚然成風的時代。所以，18世紀中期，報紙數量大增，詹姆士·富蘭克林也在《紐約時報》上慶祝自己和其他報紙的成功：這是事實，報紙是知識的源泉，是現代人每一次對話的靈感來源。所以，聆聽林肯和道格拉斯的辯論時，聽眾可以津津有味地聽取7個小時而不露厭煩之色，他們的演講充滿著濃郁的書卷氣，那種強烈的共鳴感使人們看到用耳朵加工復雜的信息產生令人嘆服的力量。
當信息發展到用電視和網絡進行傳播時，我們更多的是在追求什么？緊跟時代的步伐，我們被流行語占據。張柏芝、周迅等一線明星的照片出現在陰間結婚證上，她們被“冥婚”了；一位激進的言論者韓寒因為發表過多的被政府認為不當之辭，博客文章幾番被“和諧”；還有人被審判……所以，我也緊跟時代這樣說，信息的浪潮中，我們真真正正地被“娛樂”了。
波茲曼談論到的娛樂媒介都是以電視作為依托的，因為在他生活的那個年代網絡并沒有像電視成為如此普及的事物。但是，這兩者的信息傳播都是相通的，電視的隱性娛樂化存在也是網絡的一種折射。
塔夫脫，美國第27屆總統，體重200磅，滿臉贅肉，或許他應慶幸自己生長在那個年代而成為領導人。如果是現在，他若能成為總統簡直是“天方夜譚”。因為更多的人關注的會是那些體型勻稱，富有魅力的家伙。
現在，即使是最優秀的政治家也要在提高自己的演講水平時更醉心于表現自己的最佳形象，誰不想讓自己的形象好一點呢？如果不想讓自己的形象討人喜歡，那他一定有問題。但是，電視和網絡的存在的確損壞了“形象”的名聲，因為在上面，政治家們給觀眾的并不主要是自己的形象，而是觀眾想要的形象。我們生活的時代里，“政治知識”意味著圖像而不是文字，可想而知，當政治這樣嚴肅而理性的東西都要極力去跟圖像、臉面掛鉤時，其他的非嚴肅內容得去尋找多么荒誕的形式來娛樂我們的觀念。
于是，當《新聞聯播》節目依舊以它每年不變的呆板模式出現時，很多人會在晚上7:00的時候避開CCTV—1頻道轉去看CCTV—3的《動物世界》或是看齊魯電視臺的電視連續劇；當各地都在爭奪收視率的時候，更多的娛樂節目紛紛出臺，主持人東一拉西一扯，南轅北轍的話好像說的句句是味，誰的造型雷人，誰更能吸引眼球。再者，一堆堆的娛樂節目層出不窮，可是最后歸類，換湯不換藥的東西，有時候覺得那些人也真是辛苦，想要娛樂他人先要踏踏實實、徹徹底底地娛樂掉自己。
有時候，網路和電視是同步的，有時候網絡的信息比電視更具有靈活性，鼠標輕輕一點隨處就是鏈接，我們無法去過濾，因為被吸引，所以被埋沒。就這樣，我們坐在了這些高信息流量的器材面前，任憑他們呼嚕呼嚕地將東西傾倒給我們的大腦，我們看到了娛樂，感到好笑。那就笑吧，笑聲中，頭腦就被沖刷了，變得麻木了。
我們更關注赫胥黎的警告，當文化成為一種滑稽戲后，我們就會面臨著文化精神的枯萎，或許有一天我們面臨的是笑容這個無形的殺手給我們造就的死亡案例。人們偶爾會感到痛苦，不是他們用笑聲代替了思考，而是他們不知道自己為什么笑以及為什么不再思考。
今天，我們在這里，還是要再次感謝波茲曼這位老人留給我們的一卷精神財富，當我們在察覺即將成為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時，就該多找個途徑去塑造我們這個物種的本來應有的高等面目，我們應是媒介的主宰，而不是讓媒介主宰我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