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生
    1916年生，河南省新縣人。
    1930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
    1931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2年轉入中國共產黨。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紅四方面軍第四軍十二師三十五團供給處政治指導員。參加了長征。
    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一二九師三八五旅七六九團排長、連長、副營長、營長，太行軍區第二軍分區三十團團長。
    解放戰爭時期，任晉冀魯豫軍區第三縱隊七旅十九團團長，第六縱隊十七旅旅長，第二野戰軍十二軍三十五師師長。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中國人民志愿軍師長、副軍長，中國人民解放軍軍長，南京軍區副司令員，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北京軍區司令員，沈陽軍區司令員，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政治委員。
    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1988年被授予上將軍銜。中國共產黨第九屆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第十屆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副主席，第十一屆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第十二屆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1985年、1987年分別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和中共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常務委員。
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我黨我軍卓越的領導人，中國共產黨第十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原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央軍委原委員，總政治部原主任，北京軍區原司令員，沈陽軍區原司令員，國防大學原政治委員李德生同志，因病于2011年5月8日15時2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6歲。
 
　　李德生同志1930年2月參加革命工作，1931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2年2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1988年被授予上將軍銜。

[李德生](1916—2011-05-08)河南新縣陳店鄉李家坳(原屬光山縣柴山保)人，出身貧農。1930年2月參加中國工農紅軍第十一軍(不久改為紅一軍)。1931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2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曾參加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反“圍剿”。1932年10月在紅四方面軍主力向西轉移途中參加新集、漫川關等戰斗。1933年后，曾任紅四軍第十二師連指導員。參加過川陜革命根據地反“三路圍攻”、和反“六路圍攻”。1935年參加了紅四方面軍長征，在紅四軍十師任交通隊通信員和黨支部書記、排長。抗日戰爭爆發后，在八路軍第一二九師三八五旅七六九團任徘長，參加夜襲陽明堡日軍機場的戰斗。1938年任連長、副營長，曾參加響堂鋪等戰斗和百團大戰。1943年任營長，同年調至太行軍區第二軍分區，任三十團團長，1945年任第七六九團團長。抗日戰爭勝利后，任晉冀魯豫軍區第三縱隊七旅十九團團長。1946年任晉冀魯豫野戰軍第六縱隊十七旅旅長。曾參加上黨、邯鄲、魯西南等戰役，繼又隨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1948年參加襄樊戰役和淮海戰役。1949年2月任第二野戰軍十二軍三十五師師長，參加渡江及西南諸戰役。1951年參加抗美援朝，任中國人民志愿軍師長、副軍長，參加了第五次戰役、上甘嶺戰役和金城反擊戰。曾獲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二級國旗勛章和一級自由獨立勛章。1954年回國。1955年任軍長，同年被授予少將軍銜。1958年入高等軍事學院學習，1960年畢業返回部隊。在組織軍事訓練中，總結出“郭興福教學法”，被推廣至解放軍各部隊。1968年任安徽省革命委員會主任、南京軍區副司令員。1969年5月任中共中央軍委委員，1970年4月任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1971年1月兼任北京軍區司令員，同年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1973年12月任沈陽軍區司令員，1977年8月任中共中央軍委委員。1985年11月，任國防大學政委。是中共九屆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十屆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副主席，十一、十二屆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1985年被增選為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1987年被選為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1988年9月被授予上將軍銜。
毛澤東“文革”中起用李德生始末
　李德生，1916年生，1930年初不滿14歲就參加紅軍。1950年任某軍副軍長，同年參加抗美援朝戰爭，1955年9月，被授予少將軍銜，同時被授予三級八一勛章、二級獨立自由勛章和一級解放勛章。1988年，又被授予上將軍銜。“文革”開始，他受命于毛澤東、周恩來進入中央軍委，此后歷盡風風雨雨……
　　“文革”伊始接受使命
　　1967年夏天，不僅是一年四季中溫度最高的季節，也是“文革”開始以來“溫度”最高的一段日子。“紅色風暴”橫掃中國大部分地區，中華大地陷入史無前例的混亂之中。人們由唇槍舌劍迅速升級到真槍實彈。火炮相拼的武斗給社會秩序和人民生命財產帶來了嚴重危害，干擾了人們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李德生這時任南京軍區第12軍軍長，駐扎在安徽境內。社會的混亂現象還沒有擾亂部隊，所有工作還在正常的軌道上運行。
　　一天，李德生突然接到千里之外的電話，這是周恩來總理的緊急電話。周恩來用急切的口氣命令他：立即來北京，有重要任務。馬上有一架專機去接你。
　　他一到北京，沒有等他喘口氣，周恩來立即召見他。在見面的握手之間，周恩來就將召他來京的意圖簡短地表明了。坐下后，又詳細地介紹了安徽乃至全國的形勢。形勢很嚴峻，令人擔憂。李德生聽見周恩來沉重的語氣，心不由主地往下沉。他雖然在安徽，并沒有直接參與地方領導，還不知道安徽局勢惡化得這樣快，連中型城市也卷入了武斗行列。
　　周恩來命令他立即返回安徽，帶部隊去首府合肥，越快越好！
　　周恩來叫李德生“出山”不是沒有道理的。抗美援朝中，開創世界戰爭罕見記錄的上甘嶺戰役中就有李德生率領的部隊。上甘嶺戰役是朝鮮戰場上戰斗最艱苦、作戰時間最長的一次戰役，電影《上甘嶺》之所以能引起億萬人民無比的自豪，就在于它打出了中國的軍威、國威。可這一次，李德生面對的不是日寇，不是美國鬼子，也不是國民黨軍隊，而是自己的同胞、自己的人民，解決這個矛盾要比對付真正的敵人難得多。
如果沒有難度，周恩來也不會徹夜不眠，將他從千里之外調到北京親自布置任務。周恩來在“文革”中竭力把損失減少到最小程度，李德生是深有體會的。  
　　臨走，周恩來又扼要地叮嚀道：“制止武斗，消除派性，促進聯合，穩定局勢，抓革命促生產。”
無須多言，李德生非常理解一國總理此時此刻焦急擔憂的心境。他沒有在北京停留，當即返回所在部隊，隨后又日夜兼程帶領軍直機關趕往合肥。
制止武斗只身進入火力網
　　合肥上空這時已經硝煙彌漫，大樓也好，街道也好，甚至是居民的住宅，都成了槍戰的工事體。連日來已經發生多次流血事件，兩派群眾沒有因為死亡、流血而放棄敵對情緒，正好相反，敵對情緒猶如箭在弦上一觸即發。武斗場面像脫韁的野馬，什么人都拉不住。整個城市好像充滿了濃烈的瓦斯，一丁點兒火星都會引起猛烈爆炸。
　　刻不容緩！李德生命令部隊把汽車開進兩派對峙的“前沿陣地”。當時，人們已失去了冷靜的頭腦，也不管來什么人，干什么來，照樣開槍不誤。干部戰士躲開正面射擊目標，在密布的火力網下，開始了猛烈的“前沿”宣傳攻勢。沒想到這一喊話，還起到一定的冷卻作用，特別是李德生親自做宣傳工作，使兩派群眾有了信任感，認識到這樣武斗是違背中央精神、違背毛主席指示的。漸漸地槍聲稀零下來，混亂局勢得到了控制。接著李德生趁熱打鐵，親自和兩派代表談話，反復宣傳中央的政策，促使局勢走向穩定，兩派實現了聯合。
　　制止武斗有時要冒生命危險。一次，李德生到武斗嚴重的蕪湖，趕到現場，被圍困的一派從窗戶里放下一個軟梯，只準李德生一個人上來和他們談判。警衛人員一見，死活不敢讓軍長一個人去冒險。雖說上面不是虎穴，但是他們對上面的情況不了解，再說“文革”以來，多少黨的高級干部被打死整死，哪里還有什么法制可言？讓軍長單獨和對方談判，搞不好會出事的，怎么向中央交代？
一聽大家的擔憂，對部下從不高聲責備的李德生有點生氣了，說：“怕什么？如果我被打死了，壞人也就暴露了，群眾就會覺悟了，問題不就可以解決了嗎？”
　　李德生不顧個人安危，爬上了軟梯。 
　　他的這個舉動足以叫兩派群眾感動，武斗的緊張局勢隨之解除。
　　成為黨的副主席受江青特別“關注”
　　1973年8月，黨的十大在北京召開，李德生以他獨特的經歷和特殊的功績走上了黨的副主席崗位。
　　李德生成為黨的領導人，這無形又在江青一伙通往最高權利的道路上樹立了一道屏障。之前，江青他們和林彪相互利用相互勾結又相互拆臺。在廬山會議上，江青對林彪設國家主席是持反對態度的，成為勝利的一派。林彪垮臺了，江青手里有了反對林彪的資本，以為從此可以一手遮天。可是大家都知道，在林彪叛逃前一個月，《解放軍畫報》7、8月合刊上，第一張大照片就是江青從廬山回來后，專門請林彪來釣魚臺她的攝影室親手給他拍的，畫面上的林彪手捧毛主席著作，江青為照片取名“孜孜不倦”。可見，江青還想繼續利用林彪。
　　但是江青卻以功臣自居，向黨要權要職務。黨的十大上她進入中央政治局，但只是委員卻不是常委，她還不滿意。不過，“四人幫”的勢力是從十大開始形成的，王張江姚都進了中央政治局。
　　李德生對江青他們一直采取“敬而遠之”的態度，后來擔任總政主任有許多問題無法回避江青，特別是拍攝“樣板戲”電影，江青長期對八一電影制片廠不能占為己有而耿耿于懷，李德生沒有聽從江青的“指示”，恢復了八一廠的軍隊建制。這可把江青氣壞了：這不是拆“樣板戲”的臺嗎？從此，江青更記恨李德生了。
放火燒荒事件
　　1973年10月，江青又開始新的活動，她在清華、北大發動所謂“反擊右傾回潮運動”，拉開了批林批孔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