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周，全球經濟數據有喜有憂，不確定性氣氛愈加濃厚，增添了未來政策走向的不確定性。

當前被問及最多的問題仍是全球經濟是否會二次探底。需要強調的是，這一問題主要與西方經濟體有關，而大部分新興經濟體，經濟正趨于穩(wěn)定。我們關于二次探底的觀點沒有改變。假若其真的發(fā)生，最有可能由以下因素引發(fā)：過早緊縮等政策失誤;油價上漲沖擊西方經濟體，或市場失去信心。尤其是最后一個因素，當前景愈見困難時，信心愈難預測。

中國的貨幣政策近期因加息有所趨緊，后續(xù)是否持續(xù)趨緊還有待商榷。幕后決策者必須充分權衡各種政策的利弊。中國國內經濟正在企穩(wěn)，人們對中國經濟的信心并未因國際經濟圖景堪憂而削弱，反而有可能因中國國內經濟形勢的發(fā)展而改善。

此外，預計中國明年即將實施的“十二五”規(guī)劃將會進一步提振宏觀經濟。推動區(qū)域發(fā)展有望成為政策重心：東北老工業(yè)基地振興，在新形勢下推動西部大開發(fā)戰(zhàn)略。近些年中國蓬勃興起很多新興產業(yè)，此次全球金融危機留給中國的一個經驗教訓是，有必要快速推進產業(yè)升級：實施節(jié)能減排，淘汰高污染、高能耗的工業(yè)，告別低附加值出口時代。按照以往慣例，國家發(fā)展規(guī)劃的開局之年往往會拉動宏觀經濟增長。

中國重新開始允許人民幣逐步升值。在我看來，這一政策決定是正確的。然而從國內角度出發(fā)，或許低附加值出口企業(yè)會受到一定的沖擊，很多企業(yè)擔心貨幣升值減弱中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越南等東南亞國家的同類出口產品從表面看無疑將會受益，但它們是否真正具備與中國產品競爭的實力則是另一回事。即便在其它出口行業(yè)，也不難聽到中國的競爭力正在減退的聲音——但不是因為貨幣升值，而是由于勞動力成本上升。中國工資成本上升的壓力將促使沿海加工企業(yè)向內陸搬遷，以節(jié)約人力成本。但這仍不能掩蓋人民幣被低估的事實。

不僅中國，很多國家也存在著對匯率市場的顯著干預。存在這種情況有兩個含義：

一是外匯儲備進一步“被動多元化”。我們用這一個詞來描述當前看到的外匯儲備管理，即儲備國不主動賣出美元，因為擔心大量拋售美元會引發(fā)危機，但在新增外匯儲備的構成上增加非美元資產種類。以中國為例，中國正在購進韓國和日本國債，近期市場猜測，還將購進希臘國債。另一方面，很多國家希望把外匯儲備擴充至人民幣。這一點實現起來難度頗大，但今年年中香港離岸人民幣市場的迅速發(fā)展或許可以被視為人民幣國際化貨幣的序曲——不僅可用于貿易結算，而且更活躍地用于投資和其它業(yè)務。

二是產生爆發(fā)貨幣戰(zhàn)爭的觀點。貨幣戰(zhàn)爭更多地是經濟不確定時期的體現。有觀點批評很多國家正在將其貨幣作為活躍的政策工具。當前富有彈性的東方經濟體和脆弱不堪的西方經濟體之間的鮮明對比更是加強了這一觀點。西方大公司未來更多投資于新興經濟體、而不是母國的可能性增加了西方經濟體面臨的困難，令人擔心其失業(yè)率仍會居高不下。經濟低迷時期往往存在著保護主義大行其道的風險，現階段貿易保護主義又呼之欲出。貨幣戰(zhàn)爭如何演變將對全球經濟復蘇帶來深刻影響。估計在即將舉行的韓國G20峰會上，這一問題還不會成為主要話題。但法國已經準備在明年擔任東道主的G20峰會上，將貨幣以及大宗商品，甚至資本主義本身等列為峰會的重要議題。這暗示出，2009年倫敦峰會以來發(fā)揮了積極作用的全球宏觀政策協作將受到挑戰(zhàn)。

本次全球金融危機是由多個因素共同引發(fā)的：對預警信號置若罔聞，金融體系的系統(tǒng)性失靈;以及全球經濟失衡。重建全球經濟平衡需要部分國家經濟運行的DNA作出調整，大多數西方國家(德國除外)需要增加儲蓄，眾多新興經濟體，尤其是順差較大的國家如中國需要加大支出，并進行貨幣匯率調整。在進行貨幣匯率調整時固然有必要綜合考慮各個方面的情況，但人民幣的確需要升值。這不僅是出于中國國內經濟的需要，也是扭轉全球經濟失衡的組成部分，此舉也會減輕其它國家的壓力。當然，西方不應當將自己的貨幣貶值當作解藥。德國多年來苦心經營出口，其出口亮麗業(yè)績的取得，靠的是質量，而不是價格。西方經濟體還應認識到，中國拉動內需的政策，及其對全球貿易的影響力，對全球經濟危機后的復蘇做出了巨大貢獻。

總之，貨幣幣值的調整不僅有利于避免滑向貿易戰(zhàn)爭，而且也是防止新興經濟體資產泡沫形成的一部分。這也是為什么適當的利率提高，抑制國內資產泡沫，控制熱錢流入都有其必要。然而，這一進程的完成可能是逐步的。這也是當今新興經濟體面臨的重大挑戰(zh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