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歷十五年》英文版原名直譯為《1587, 無關緊要的一年》。黃仁宇這樣概述“無關緊要”:“1587, 是為萬歷十五年, 次歲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 無事可記, 實際上我們的大明帝卻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這一結論, 作者是通過一系列事件解讀出來的：皇帝的怠政、張居正的獨斷、申時行的中庸、海瑞的固執、李贄的無奈、戚繼光的自強，這些人或身敗或名裂或郁郁而終, 無不作為犧牲品遭殃受害。透過一個個人物的命運, 作者梳理的是大明王朝的體制和政治狀況。事實上，黃仁宇的筆觸并未局限于 1587 年, 而是縱覽了整個明朝，乃至可以透視中國兩千多年封建王朝的政治與經濟體制, 追尋其衰落的必然原因。 《萬歷十五年》的章節安排幾乎都以人物命名，萬歷皇帝屬于最高統治者,而張居正、申時行是志在改進文官系統的皇帝顧問,海瑞是倡導復興傳統道德的地方官,戚繼光是志在強軍的武官代表,李贄則是一個思想的“離經叛道”者。顯然,人物的選擇具有典型性，把人物與制度的故事放大來看,就出現了如下圖景:萬歷皇帝獨處權威的頂峰,但更大意義上卻是皇帝制度的一種象征,受著道德治理規則的種種約束——祖宗成法、道德禮儀及文官系統的運作機理,這些約束不僅使他喪失了發揮個性創造力的機會,也剝奪了他作為一個常人的權利，所謂“專制、無能、貪婪”也可視為萬歷在自我意志屢屢受挫之后的“消極怠工”。張居正和申時行官居首輔,張居正10年新政,最終只能在文官們的道德責罵聲中草草收場。由此可見,人物的悲劇實際上是一種與制度互動過程中無所作為的悲哀,無論是萬歷皇帝,還是張居正、申時行、海瑞與戚繼光都不能以自己的行動分別使皇帝制度、文官制度(包括經濟和法律制度)及軍事制度得到改觀。我們漸漸了解了作者的歷史觀,從小處看，1587確實是平凡的一年,然而從這小處看開去,我們將視線擴大到前后幾百年,無論政治家張居正還是申時行,軍事家戚繼光還是思想家李贄,不管他們做出怎樣的努力,明朝的衰落已經無可避免,而究其原因,則是明朝開國以來的各種制度和舉措造成的,是中國傳統的社會結構造成了整個中國近代以來的落后。這種狀態從黃仁宇對張居正新政的評價中可見一斑:在下層行政單位間許多實際問題尚未解決以前,行政效率的增進,只會造成文官系統內部利益的糾紛,但這些實際問題不能引起技術的改進而只會被升級為道德問題加以解決,即用大而無當的抽象道德原則來掩蓋問題和恢復平衡的狀態。概言之，人物和制度的悲劇都源于一種“無法突破僵局”的悲哀。
在作者看來道德絕非萬能，我們需要技術與法律這種方式來解決一些不需要道德出面解決的問題，道德的目的應是遠大的，它是作為一個指引而非硬性的規定。如果將道德作為一種硬性的規定，則會出現兩種情況，一是缺乏變化與活力喪失發展的機遇，二是對道德的挑戰，這不僅不能使政策一以貫徹和實現，也會給社會造成動蕩與不安。黃先生以史為鑒，警示今人，這也是他站在全球的角度以宏觀的視角來審視歷史，也正如富路特先生在英文版中的序言所言：“歷史學家檢討過去的錯誤，以作為將來的警戒但同時也要忠告讀者，保全有價值的事物。”
《萬歷十五年》像一扇窗子, 打開了我們的視野, 他教給我們看待歷史的一種方法。黃仁宇先生在談到自己寫作的《萬歷十五年》時曾說:“不僅可把歷史看作一個鏈條, 也可把它當作一個雞蛋來剖開。”透過 1587 年這個歷史橫斷面, 我們不僅看清它的細節, 更可以把握歷史的主脈；不僅可以了解它的外觀, 更可發現它的深層結構。從中, 我們可以看到黃仁宇倡導的“大歷史觀”的端睨。意大利史學家克羅齊說:“一切真正的歷史都是當代史”。讀《萬歷
十五年》，或許能啟發我們換一個視角看問題，觀察世界，回顧歷史，透視人物，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這樣，或許會有許多真切的感受，或許有許多獨到的發現。
當前我們身處中華民族的巨大轉型時期,我們的國家和民族會越來越強大,這是我們每個人有目共睹的,也是非常值得我們驕傲的事情。我們要堅持不懈地學習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理論成果，不斷堅定馬克思主義信仰，不斷鞏固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只有牢固樹立和踐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樹立為追求在經濟繁榮、政治民主、精神文明、社會和諧等各方面的共同理想，才能切實履行好自己的崗位職責，才能在自己平凡的崗位實踐中積極為實現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奉獻智慧和才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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