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治國
歷朝歷代的首要任務與其說是治國，莫不如說是對儒家思想的推廣和執行；皇帝及中央政府的最重要責任與其說是推布政令，莫不如說是身先士卒，踐行儒家禮儀，與萬民做表率。
造成這一現象的是中國的自然環境和政治傳統。中國地域太大，技術發展的限制迫使從周公起的統治者以觀念規劃全國，形成一套獨有的政治體制。這種體制的特點是上端細致入微，下端粗糙肥大。上端的統治者一是看不清下端復雜多變的實情，二是實在沒有能力去處理數以千萬計的分散在各地的小自耕農集團。為了統治的便利，只有靠觀念，即后來的儒家道德。這種道德一來可以統一文官觀念，讓他們即使分散在各地，與中央隔絕，也能力解當地的疑難；二來可以規范百姓，使他們各自安分守己，少為國家制造麻煩。道德的產生是因技術的無奈，而實戰的結果表明，道德的力量遠遠超過行政和司法，這就是我們反復強調“以德治國”的原因。
這種德治方式在起初是有利的，最有力的證據就是秦漢、隋唐創造的盛世王朝。然而時代在發展，我們永遠也找不到放諸四海而皆準道理，永遠也找不到一勞永逸的創造。這種制度的優越性到了明清時期再也無法維持下去，中國在歷史的坐標系中開始走下坡路，這也許就是黃仁宇先生創作《萬歷十五年》的緣故。
書中曾寫道，首輔申時行曾懷疑：“難道一個人熟讀經史，文筆華美，就具備了在御前為皇帝作顧問的條件？難道學術上造詣深厚，就能成為大政治家？”黃仁宇先生替他作出了解答：“但是今天的大學士申時行對此早已渙然冰釋，理解了其中的精微奧妙。因為我們的帝國在體制上實施中央集權，其精神上的支柱為道德，管理的方法則依靠文犢。”明代的文官制已經使整個國家“病入膏肓”，在各類國家大事的決策上，不與文官集團的合作實際上是與社會主流對抗，帝王亦不除外。明王朝最后輕易的崩潰讓今日的我們必須以史為鑒，深刻的去認識法律才是維持社會公平最有效的工具。
萬歷皇帝
對于萬歷皇帝，使我印象最深的是黃仁宇先生的這一番評價：“由于成憲的不可更改，一個年輕皇帝沒有能把自己創造能力在政治生活中充分使用，他的個性也無從發揮，反而被半信半疑地引導進這烏有之鄉，充當了活著的祖宗。張居正不讓他習字，申時行不讓他練兵，那么他貴為天子并且在年輕時取得了祖宗的身份，對事實又有什么補益？富有詩意的哲學家說，生命不過是一種想象，這種想象可以突破人世間的任何阻隔。這里的地下玄宮，加上潮濕霉爛的絲織品和膠結的油燈所給人的感覺，卻是無法沖破的凝固和窒息。他朱翊鈞生前有九五之尊，死后被稱為神宗顯皇帝，而幾百年之后他帶給人們最強烈的印象，仍然是命運的殘酷。”是怎樣的故事，讓作者對于一個九五之尊的皇帝，有這樣深切的同情呢？
萬歷皇帝事實上是一位勤政的皇帝，在他當朝的早些年，從他的作為中可以看出他明白這個帝國存在的劣根性，并且希望做一個明君去改變它，書中寫了萬歷的宮廷生活和處處被安排好的成長環境，他最終清算了自己堅持原則的老師和首輔張居正，想獲得自主的權力，然而現實中，他與文官的沖突使他不能實現改變，不能立自己喜歡的兒子為太子，甚至想要
和心愛的女人葬在一起的愿望也難以實現，才發現皇帝只不過是制度的執行者而已，并不具備自主權。帝王只是一個文官集團的工作工具，想要成為理想中流芳百世的明君已不可能，國家的衰落不可避免，于是只能自暴自棄的用不作為來回應文官集團意圖對他的控制。封建專制的社會制度和倫理道德束縛的思想主流，造成了一代帝王的人生悲劇。
在提倡民主法治的現在，我們常常很難去理解歷史，不能理解那些曾近鮮活的歷史人物所經歷的掙扎。皇帝、首輔張居正和申時行、海瑞、武官戚繼光、思想家李贄從個人的角度面對混亂的現狀希望有所突破和改變或者憑借道德的力量恢復平衡，但種種努力在對抗現實的龐大群體時都顯得無可奈何和無能為力，因為他們既然無法改變制度，就無法避免的遭到來安于此制度的文官的攻擊，所以即使是小的改良也無法推行，小心謹慎地保持平衡也不可能。我們在幾百年后的今天，以史為鏡，既要由歷史珍惜現在的社會與文明發展，也要保持清醒的為發展而努力。
「標簽: 萬歷十五年讀后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