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涉哲學，便接觸到哲學大師馮友蘭的作品。在中國現代哲學史上，馮友蘭是自覺地去解決中國傳統哲學與現代化關系問題的卓有成就的代表人物之一。他運用邏輯分析的方法，不僅發憤創作一個新理學的綜合哲學體系，而且在人生哲學方面，繼承和發展了儒家的人生價值觀念。記得一位數學老師說過，智商最高的人是學神學的，哲學居于其次，然后是數學。神學乃西方特有，故在中國哲學家必然是聰穎過人。初次接觸哲學便強烈的感受到哲學極為嚴謹的邏輯性，需要極強的邏輯推理與運算能力才能夠略窺一二，加之馮友蘭的這本《一種人生觀》又沒能夠找到相關得文獻幫助理解，所以雖仔細閱讀數遍，仍只觸及皮毛而已。也只能用自己尚淺的閱歷，來談談自己對這部哲學作品的理解。
中國古代沒有西方所謂“philosophy”,“哲學”一詞是舶來品，由日本人西周譯出，經中國人黃遵憲紹介入，非中國所固有。西方哲學是愛智之學，中國哲學是養性之學。西方哲學曰邏輯，曰概念；中國哲學曰修身，曰養性。兩者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來，雖同曰“哲學”，實名同而實異。沿著西方哲學的理路，歐洲最早發展出了近現代科學，而中國哲學卻沒有使近現代中國自然發展出科學來。因此馮先生這本書雖然英文名是“a sort of philosophy”，但中文明確是《一種人生觀》。
本書開頭寫到：“民國十二年，中國思想界中一件大事，自然要算所謂"人生觀之論戰。"本書寫于20世紀20年代，其學術背景是著名的“科學與人生觀論戰”。這場論戰緣于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的巨大差異性，站在中國哲學立場上的一方如張君勱（新儒家著名人物），認為“人生觀不是科學律令所能解決的”；站在西方哲學立場上的丁文江認為“人生觀用科學律令解決是可能的”。科學律令究竟能不能解決人生觀問題？是否真有所謂“科學的人生觀”存在。圍繞著這一系列的問題先后形成了三種人生觀：第一種是吳稚暉人生就是衣食住行的人生觀；第二種是胡適之自然主義的人生觀；第三種就是馮友蘭的“一種人生觀”，即用理性指導的人生觀。顯然，馮友蘭是肯定有所謂科學的人生觀的。
儒家向來重視人之所以為人，重視人生的意義和人生的價值。馮友蘭的哲學體系由儒家思想發展而來，所以他極為重視人生的意義和人生的價值，并把這一重要理論問題視為其哲學思想的出發點和終點。“極高明而道中庸”既是馮友蘭對人生意義和人生價值的最高追求，也是他的新理學哲學體系的理論概括。
在本書中他針對梁漱溟在《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中“直覺認定說”，特辟“理智之地位”專章，為理智正名。馮氏早年留學美國，師從新實在論哲學家孟大格和實用主義哲學家杜威，深受這兩種哲學的影響，因此才會走上了“新理學”的治學方向，從內容上來看它是接著宋明理學在講，從形式和方法上來看，馮友蘭卻是采取的西方哲學的思維。“一種人生觀”，即是典型的以西方哲學的方法治中國哲學之問題的產物。由此我們可見，馮友蘭之贊成“科學的人生觀”也就不怪了。
馮友蘭寫這本《一種人生觀》，是為了描繪一科學的人生觀供后人“垂范”，他為我們描繪出了詳細人生觀之輪廓，強調了理智對于人生觀的重要性。談到了性善與性惡，詩與宗教，內有的好與手段的好，"無所為而為"與“有所為而為”。從人為何而生到人之消亡，都為我們描繪出來。我們如果抓住馮友蘭人生哲學的核心的東西，即盡心知性知天而盡倫盡職盡天職這種舊瓶裝新酒的思想內容或思維方式，就是把它們放在他著作的歷史時期，也仍然不能泯滅其時代的意義。馮友蘭作為一個具有強烈民族感和愛國心的哲學教授，在抗日戰爭的烽火中，以其人生哲學昭示人們堅持主體精神，保持民族人格的尊重和崇高的氣節，對這種時代風貌，我以為決不應再作簡單的什么信仰主義或者什么逆歷史潮流而動的評價，而是應該肯定“極高明而道中庸”人生哲學在創立中華民族哲學的過程中的偉大歷史功績和其實踐的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