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國現有普惠金融司法協同機制總結
普惠金融糾紛調處中心主要由兩個主體組成：一是法院，二是金融機構。在寧德模式中，二者分別是寧德市蕉城區人民法院和寧德農商銀行。法院作為主導建設調處中心一方，主要負責兩項內容：一是建立“1名員額法官+2名法官助理+3名書記員”模式的金融速裁審判團隊，派駐擅長解決金融糾紛的法官對接指導與進行特邀調解員建設；二是輔助金融機構，積極支持引導金融機構出臺針對普惠金融糾紛調處的優惠政策。金融機構作為配合一方，負責出臺具體的金融優惠政策，并選派金融機構工作人員進入調處中心，深度參與金融糾紛調解。
“一站式”運行機制共分為兩部分：一是訴前調解，二是訴前調解與訴訟相對接。在訴前調解中，調處中心一方面降低當事人尋求司法救濟的門檻，訴前調解不收取任何費用、通過償債激勵政策提高金融消費者的主動償債率，另一方面配備工作人員及特約調解員，廣泛吸納具有法律和金融專業知識人員及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等擔任調解專家庫成員。在訴前調解與訴訟相對接方面，訴前調解成功、雙方申請司法確認協議效力的，由對接指導法官直接辦理，賦予強制執行效力；對于調解不成功、當事人堅持起訴的，直接導入立案系統，亦由對接指導法官承辦該案，讓“當事人最多跑一趟”，實現“一站式”糾紛化解。
在事后保障方面，主要分為宣傳引導、合規讓利、人才引領、經費保障、績效考核五部分。在宣傳引導上，法院依托人民法庭和金融機構鄉鎮網點、農村普惠金融服務點、鄉村金融教育基地等場所開展陣地宣傳，廣泛凝聚普惠金融糾紛多元化解共識；在績效考核上，制定《員額法官辦案績效考核辦法》《特邀調解組織、特邀調解員管理辦法》，以績效考核助力司法協同精準化。
此外，法院也會在案件審結后建立普惠金融糾紛典型案例庫，推動普惠金融糾紛訴源治理。
此外，本機制還在以下方面具有創新性：
第一，創新金融糾紛“一站式”處置模式。對金融糾紛進行分色標注，按照相應的普惠金融政策，選擇相應的糾紛化解策略，將不同政策性產品糾紛進行調判分道，開展風險防控篩查，將不同類型糾紛進行快慢分道。目前，共實施3個全國性創新舉措，即實現涉林改糾紛信息上鏈，推出“三農”綜合金融司法服務包，打出“多維惠青”組合拳。
第二，創新小額金融糾紛快速解決機制。構建“法銀合作”多元解紛體系，以龍巖農商銀行為試點銀行，簽訂《建立小額金融糾紛快速解決機制備忘錄》。靠前設立“惠農e站”，簡化小額金融糾紛辦理流程，定制化解方案，給予普惠產品用戶適當寬展期限，減免貸款的罰息、違約金等額外負擔，有效降低個體、小微企業等經濟主體的融資成本。目前，該機制已在轄區63家銀行分支機構逐步鋪開。
第三，創新推出信用脫困計劃。建立“線上自主申請+線下協調推動”信用脫困協調保障機制。深入開展信用卡持卡人信用脫困行動，為因創業失利、農產品欠收、市場滯銷而陷入信用困境，“誠實而不幸”的債務人提供信用幫扶、信用脫困輔導。
第四，創新績效考核機制。在普惠金融司法協同機制實施之初，一方面為鼓勵法官開展訴前調解工作，提高調解成功率，另一方面也為降低虛假訴訟的風險、提高效率，法院創新設計一套環環相扣的流程。每個案件指派一個指導法官，而指導法官參與訴前調解的績效將被納入其年底的考核，通過績效鼓勵法官應調盡調，把糾紛化解在萌芽狀態。調解員同樣如此，法院根據調解員全年的調解案件數和調解率，每年評選10-15名的優秀調解員，相應地給予物質獎勵。
第五，創新打造訴非聯動管理平臺。寧德市法院通過自主研發全省首個訴非聯動管理平臺，與員額法官和調解員“1+1”的制度設計環環相扣，將指導法官、調解員與調解案件掛鉤，員額法官的加碼極大提高了公信力，也提升案件的調解成功率。
第六，創新推動訴源治理。實行簡案預分與包案化解閉環工作模式，調解員現行介入開展訴前調解與失聯修復工作。為進一步提高服務保障金融企業的針對性、實效性，同時主動延伸司法服務觸角，走訪轄區銀行及金融機構，開展“司法體檢”活動，深入了解企業司法需求，從源頭上規范金融企業訴訟行為，為金融企業批量化訴訟奠定堅實基礎。并利用線上平臺，如創立“惠農e站”，通過線上線下雙向循環聯動，達到普法、解紛、預警效果，促進源頭治理。
第七，創新互聯網解紛模式。建立普惠金融司法協同中心線上平臺，打破信息壁壘，完善訴前多元解紛聯動協調機制，實現在線立案、在線司法確認、在線調解等。同時，建立線上門診式庭審，并通過自主設計云端辦案平臺，利用金融單位在案件受理前端共享的法律要素，一鍵生成法律文書。充分發揮司法數據作用，強化金融司法數據的匯集、分析、研判，對金融服務實時展開數字體檢，以更及時的發現金融風險隱患，為金融監管部門提供預警預防信號。同時對接數字普惠金融服務平臺，與金融監管部門聯合構建風險評估及應對機制，實現金融安全與社會和諧的有效銜接。
二、各地金融糾紛類型及對應創新機制匯總
從金融類糾紛案件的主要構成來看，以湖南、山西、內蒙古、湖北、福建、上海六省為例，大多地區的金融類糾紛案件主要構成多為金融借款合同糾紛案件、借貸糾紛案件以及信用卡糾紛案件，但上海金融法院主要以證券、期貨類糾紛為主，其中還有部分地區少數還有儲蓄存款合同糾紛、委托理財糾紛以及保險糾紛等。從主要的對應糾紛解決措施來看，以湖南、山西、內蒙古、湖北、福建以及上海的七個法院為例，其中六個法院都以調解為主要的解決措施；在以調解為主要解決措施的前提下，各地依據案件實際情況，輔以協商、立案審理判決、仲裁、訴訟等措施。以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為例，它推動建立與駐鄂金融部門溝通協調“六大機制”，初步形成了法銀訴調對接“湖北模式”。
在適用訴前調解程序的標準上，各地適用于訴前調解的前提均為：需要當事人有調解意愿。但其中也有些地方特點，湖南省長沙市雨花區人民法院要求進行訴前調解的案件是事實清楚、法律關系明確、訴訟額標的較小的借款合同等商事合同類糾紛或者其他民商事糾紛；內蒙古自治區包頭市人民法院、上海金融法院以及福建省寧德市蕉城區法院除當事人意愿外其他的標準幾乎沒有。
在訴前調解的比例上，各地間在訴前調解的比例上差別較大，內蒙古自治區包頭市人民法院以及山西省大同市平城區人民法院均表示調解結案率很低，而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以及福建省寧德市蕉城區法院則表示訴前調解案件比例很高，成功率可達百分之六十以上，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甚至超過百分之九十。
在對訴前調解的效力進⾏確認的形式層面，以內蒙古自治區包頭市人民法院、福建省寧德市蕉城區法院與上海金融法院為例，三者均會采用司法確認的形式來確認訴前調解的效力。但是福建省寧德市蕉城區法院在案件判決后是即時履行的情況下，若原告出具不起訴申請書則案件當場結案；若是分期付款則需要進行司法確認。
在以小微企業、農戶等為主體的普惠金融類糾紛情況中，在普惠金融類糾紛數量的比例上，以內蒙古自治區包頭市人民法院與福建省寧德市蕉城區法院為例，兩者以⼩微企業、農戶等為主體的普惠⾦融類糾紛數量在金融類案件中比例均高達百分之七八十。在解決方式上均采用判決的方式進行解決。
在法院與相關金融調解組織的合作層面，在調解程序中，湖南省長沙市雨花區人民法院、內蒙古自治區包頭市人民法院均成立了金融訴調對接中心，實現訴調無縫對接。但從地方特色角度看，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引入信息化手段，引進金融糾紛調解組織入駐訴調平臺，通過信息化手段提高委托、送達、案件材料交換、 司法確認等具體工作效率，便利當事人參與金融糾紛多元化解；福建省寧德市蕉城區法院則成立了金融糾紛一站式的化解中心，將服務大廳、指揮中心、調解室、辦公室、科技法庭全部集中到了一棟大樓內，大大提高金融糾紛訴調效率。然而法院在解決金融糾紛的過程中，與銀行、金融機構的交流合作則限于信息溝通以及協商，基本上不直接與銀行對接，而是跟調解組織對接。
從銀行等金融主體應對金融糾紛的措施來看，以湖北省武漢市銀行為例，主要存在以下舉措：
第一，采取相應的措施減少金融糾紛的發生。例如在各網點設置消費者保護熱線，并且定期安排相應考核，考核消費者保護熱線的接通率，以此解決客戶訴求。此外還通過規范業務流程以減少金融糾紛的發生，例如將借記卡收費標準公開，設置保險嚴格雙錄、信用卡前臺+后臺雙審核機制。
第二，是對糾紛的處理。處理的步驟大致分為三步。首先是針對金融糾紛，銀行的網點員工會現場與客戶協商解決，或者在后臺通過分行信用卡中心、95588等方式與客戶電話溝通初次溝通糾紛。難以解決的話，銀行會選擇將具體的金融糾紛上報給支行的對應部門，比如運管部門、信貸部門等，之后由支行上報分行部門，下工單再次與客戶進行協商。如果照此處理后糾紛仍未解決，銀行會選擇再次協商分行起訴，強制執行。
第三，與法院的對接方面。中國工商銀行設有分行的風險法律部和支行的信貸與投資管理部作為專門的部門與法院進行相關金融糾紛的對接，也安排有相應的網點合規負責人作為專門人員與法院進行對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