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作物植根在土地上,但在人類操持農業生產之前,大地上布滿了天然植物,并沒有農作物的任何空間,農業發展就是農作物在空間上取代天然植被的過程。這一過程不存在合理不合理,只有必需,因此全然質疑農業用地,不是科學的態度。
不取代天然植被就沒有農業,沒有農業就沒有我們,這是順理成章的道理。但是農作物與天然植被有很大的不同,因此農作物取代天然植被完全改造了環境,其顯著之處在于:第一,天然植物是與復雜的自然環境對應的產物,就其種類而言包括喬木、灌木以及草本,種屬繁多,而農作物多屬于草本植物,且種類單一,由農作物取代天然植被導致植物多樣性消失。第二，天然植被長年覆蓋在地表,即使一年生草本結束生長,也會將枯草留在地表;而農作物的播種、收獲,造成一內周期性的土地裸露,無論在南方還是北方,裸地的出現均帶來明顯的環境后果。第三,長年連續耕作與收獲,秸稈不歸土地，若不采取人工舉措,必然導致土壤肥力降低、土壤結構改變、土壤退化。今天我們討論農業帶來的常態環境后果,幾乎沒有離開上述三點;而三點之中,我們能夠減免的只在后兩者。
農作物取代天然植被及其引發的后果，深受當代關注,古人考慮最多的則是影響農業生產的環境問題。說起人類活動、農業生產與環境的關系，我們會想起古代先哲發人深省的見解《荀子·王制》說:“草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人山林,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孟子·梁惠王上》說:“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人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林木不可勝用也。”先秦諸子“不夭其生，不絕其長”的思想肯定了生態環境、生物資源與人類生存的互依互利關系，不但構成人們早期環境意識的核心部分，而且一直影響著后代相關政令。唐玄宗開元二十一年(733)詔曰:“獻歲之吉,迎氣方始,敬順天時,無違月令。所由長吏,可舉舊章,諸有藏伏孕育之物,蠢動生植之類,慎無殺伐,致令夭傷。”宋代帝王也發布過這樣的詔令:“方春陽和之時,鳥獸孽育,民或捕取以食，甚傷生理而逆時令，自宜禁民二月至九月,無得捕獵,及持竿挾彈,探巢摘卵,州縣吏嚴飭里胥，伺察擒捕,重置其罪。”遼代也有“方夏,長養鳥獸孳育之時,不得縱火于郊”的規定。古人的這些環境思想,不僅出于官府與圣賢的倡導,也是依賴土地為生的人們自覺的行為準則。正是這種人與自然關系的思想，對于保護生物資源起了一定作用,也成為數千年內農業發展的保障。
然而人的理性存在限度,在無饑饉之憂的地方一切均會依規而行;而對為求生而尋覓生存資源的人來說,規則就顯得十分無力。回顧中國歷史，非理性的農業開發滲透在各個時代與南北方各地,但從歷史遺患至今,唯宋代以來江南地區圍湖造田、宋元明清以來南方山區開發、清代以來沿長城地帶開墾農業三者最為顯著。
宋代以來江南地區圍湖造田引起的湖泊面積萎縮
水鄉澤國是江南一帶的環境特點,人類社會早期沒有人口壓力，也不具備征服自然的技術,因此對于水鄉環境的利用小心翼翼。唐宋以來,伴隨人口增多,人地矛盾日益加重,人們不再滿足于對環境的利用,改造環境并取得更多的農業用地成為那個時代群體性的追求,圍湖造田是其中對環境擾動最大的舉措。
圩田是江浙水鄉圍湖造田的主要形式,宋人稱“堤河兩涯而田其中,謂之圩”。這種田制創始于宋代以前,宋代隨著人口增加不但圩田面積和數量不斷發展，而且名目與形制也有所更新，如涂田、沙田等均屬此列。由圩田派生的各種新的土地利用形式,是江南農戶的創舉。元人王禎《農書》結這些墾殖形式,圩田“凡一熟之余,不惟本境足食,又可贍及鄰郡”,是類圍水造田形式中最重要的一種;在涂田上布種,“其稼收比常田,利可倍”;種植在沙田上的莊稼更“以無水旱之憂”而勝于他田。盡管王禎的有夸大其詞之嫌，但無疑圩田等各種圍水造田形式取得了巨大成功。圩由于具有諸多優越性，迅速在江南各地推廣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