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消費稅征收范圍的問題
從國際上看，消費稅的征收范圍有兩種選擇：一種是廣泛課征于消費領域，既包括對生活消費資料的課征，也包括對生產消費資料的課征;既有少數限制消費的產品，也有人民生活的必需品。另一種是選擇部分消費品進行課征，通常是限制消費少數非生活必需品。不同國家對征收范圍的選擇取決于國家賦予消費稅的職能及本國的稅制結構。如果消費稅的聚財職能與普遍調節經濟的職能并重，可以將課征范圍設定得廣泛一些;如果消費稅的主要職能為調節消費結構，引導生產，則應有針對性地選擇部分商品，征收范圍相對較窄。另外在稅制結構方面，如果以消費稅為主體稅種，發揮普遍調節經濟的作用，其課征范圍自然就廣泛一些;如果以增值稅為主體稅種，消費稅與之相配合，二者分別發揮普遍調節與特殊調節的作用，那么消費稅的課征范圍就具有較強的選擇性，通常僅包括非生活必需品，不對生活必需品和生產資料課稅。
我國的稅制結構顯然屬于后一種類型，即消費稅的調節功能重于聚財功能，主要發揮重點調節的功能，并在一定程度上含有“寓禁于征”的意義。從這一點上看，我國消費稅的課征范圍應設定在有限的非生活必需品上，不宜包括生產資料。但是，現行消費稅把某些生活必需品和少數生產資料列入了征稅范圍。我們對消費稅的十一個稅目進行分析就會發現，有的課稅對象屬于生活必需品或者屬于基本的生產資料，比如護膚發品稅目中包括面油、洗發水、香皂等明細稅目。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這些產品已經成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日常用品，對這類產品征收消費稅會使人們對生活必需品的消費受到限制。另外，現行消費稅把酒及酒精都列入課稅范圍，而酒精可以細分為工業酒精、醫藥酒精、食用酒精，對食用酒精課稅無可厚非，對工業酒精、醫藥酒精也課征消費稅，則有些欠妥。這種做法使生產發展受到影響，增加了基本生產資料的稅收負擔。對汽車輪胎課征消費稅的制度也存在類似問題，如對載重及公共汽車、無軌電車輪胎、礦山、建筑等車輛用輪胎、工程車輪胎一律課征消費稅，無形之中會增加公交運輸、礦山采掘等行業的稅收負擔，既不符合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要求，也不符合消費的課征原則。由此可見，消費稅的部分稅目劃分得偏于籠統，建議通過進一步細分稅目，將酒精中的工業酒精、醫用酒精，汽車輪胎中的工程車輛輪胎、公共汽車輪胎，以及護膚護發品中的面油、香皂等品目獨立出來，采用更低的稅率。如果財政能夠承受，最佳的解決辦法是將其從征稅范圍中剔除，對其實行免征消費稅的政策。
消費稅課征范圍上存在的另一個問題就是未把某些高檔消費品納入征稅范圍。消費稅的立法宗旨是要調節消費結構，抑制超前消費需求，正確引導消費方向。現在一些高檔消費品，如高檔家用電器、裘皮制品、移動電話、裝飾材料等均未納入消費稅征收范圍，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消費稅功能的發揮。這些高檔消費品價高利大，若對其增征消費稅，既可適當增加財政收入，又可加大調控力度，起到抑制高檔消費品盲目發展的作用。從目前來看，消費稅的征稅項目有進一步擴大的可能性，我們可以選擇這些稅基寬廣、消費普遍，且課稅后不會影響普通老百姓生活水平，具有一定財政意義的消費品進行課稅，在下一步稅制改革中可以考慮將其列入征稅范圍。
二、消費稅稅負水平問題
消費稅承擔著商品流通領域內的特殊調節作用，各稅目水平的設定應力求科學，以體現國家的消費政策。目前，我國部分壟斷性行業的商品消費稅稅負偏低，如實行國家專賣的煙草制品的稅負與國際水平相比，處于較低的水平。煙草制造業的利潤水平是很可觀的，與此同時，煙草對人體及自然環境又具有嚴重的危害。因此，適當提高卷煙的消費稅稅負不僅有可能性，也有必要性。對于這類產品應加大調控力度，以達到“寓禁于征”的目的。
此外，目前我國汽油、柴油的消費稅稅負也偏低。例如，我國汽油消費稅稅額為每升0.2元，而德國的汽油消費稅稅額為每升1.08馬克，折合人民幣約為6元，是我國汽油消費稅稅額的30倍，其間的差距遠超出兩國收入水平、物價水平的差距。石油屬于不可再生的稀缺資源，而且汽油、柴油的消費會造成對環境的污染。從我國的實際情況看，我們已經由石油輸出國變為石油輸入國，應當說，提高汽油、柴油的消費稅稅負勢在必行。
三、消費稅稅率形式與計征方式問題
現行消費稅稅率分為比例稅率、定額稅率兩種形式。定額稅率與市場價格沒有直接聯系，計算較為簡便，具有收入穩定的優點，但是一旦處在通貨膨脹的情況下，稅收不能隨物價水平同步增長，容易造成稅收流失。現在汽油、柴油、啤酒、黃酒都是按定額稅率計征稅款，在商品調價的情況下，稅收缺乏必要的彈性，顯得較為被動。為此，建議將消費稅對啤酒、黃酒、汽油、柴油采用的定額稅率形式改為比例稅率，這樣不僅可以免去換算計量單位的麻煩，還有助于提高稅收對經濟生活的適應性。特別是當出現通貨膨脹時，稅收收入能夠與物價水平同步增長，體現出稅制的彈性，更好地發揮調節消費行為的作用。
現行消費稅適用比例稅率的消費品都以價內稅的形式計征稅款，即以含消費稅、不含增值稅的銷售額作為計稅依據，消費稅與增值稅同一稅基。這樣雖然避免了征收過程中劃分稅基的麻煩，但是降低了稅收的透明度。對消費者來說，其負擔的稅金有較大的隱蔽性，往往使消費者誤以為稅金是由生產者承擔的，掩蓋了消費稅稅負轉嫁的本質，削弱了限制某些產品消費的作用。過去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國主要把流轉稅作為調節企業利潤的手段，而忽視了它同時具有影響商品價格的調節個人收入的作用。因此，我們一直沿用的做法就是在價格既定的前提下，按產品和行業利潤水平設計稅率，這顯然是把流轉稅作為調節商品價差、平衡企業利潤的一種政策工具。如果說在1994年稅制改革中，增值稅簡化稅率以后這一傾向有所改觀的話，消費稅稅制則仍然沒有擺脫傳統做法的影響。具體表現在：消費稅主要按產品利潤，而不是按消費者的消費能力設計稅率;消費稅按價內稅計征，而不是按價外稅計征。這使得消費稅依然側重于調節產品利潤，而調節消費水平和消費結構，促進個人收入公平分配的外稅，因為價外稅的表現形式是價稅分開，消費者知道自己要負擔多少稅收，稅負沒有任何隱蔽性，能夠克服傳統價內稅扭曲價格的弊端，使國家的政策意圖直接作用于消費者，從而有利于調節消費總量和消費結構，正確引導消費方向。
四、消費稅征收環節問題
縱觀國際上消費稅的征收，多選擇在零售環節，一方面體現了這一稅種重在調節消費的意圖;另一方面很少占用生產經營者的周轉資金，有助于減輕生產經營者的負擔。而我國現行消費稅除金銀首飾改在零售環節課稅以外，其它應稅消費品都在產制環節課稅。這樣的規定有其合理的一面，因為在產制環節納稅人戶數較少，征管對象明確，便于控制稅源，降低征管成本。但是，產制環節畢竟不是商品實現消費之前的最后一個流轉環節，在這個環節之前通常還存在著批發、零售等若干個流轉環節，這在客觀上為納稅人選擇一定的經營方式逃稅、避稅造成了可乘之機。在消費稅實施過程中，有許多納稅人分設獨立核算的經銷部或銷售公司，壓低產制環節的銷售價格向它們供貨，而這些經銷部、銷售公司再以正常價格對外銷售，以此減輕法定的稅收負擔。筆者試舉一例加以分析：某白酒廠生產環節的正常售價應為每箱白酒150元，適用消費稅稅率為25%，應納消費稅為37.5元，倘若此酒廠分設獨立核算的經銷部，向經銷部供貨時價格壓為每箱80元，則實際繳納消費稅僅為20元，另有17.5元的稅款無形之中流失了。盡管新稅制規定關聯企業之間的業務往來應該按獨立企業之間的業務往來收取、支付價款，對于關聯企業之間的商品交易價格明顯偏低的情況，賦予了稅務機關進行調整的權力，況且同類商品因品牌、質量、季節等原因，價格時常會上下浮動，稅務機關核定價格的權限要受到多種因素的制約，難以確定生產經營者經銷方式及價格的變化是否屬于偷逃稅款的行為。這種問題在生產化妝品、煙、酒、小汽車等消費品的行業里非常普遍，目前的稅制對此缺乏有效的控制措施，使得消費稅的稅收收入大量流失，其調節功能大為弱化。據此可以考慮在征管能力允許、條件成熟的情況下，將部分消費品的納稅環節向后推移到零售環節，以求擴大稅基、增加收入，并增強消費稅的調節功能。目前，對金銀飾品的課征環節已經進行了改動，并取得了較好的效果，在下一步的稅制改革中，應考慮將煙、酒、化妝品、小汽車、摩托車的課征環節也設定在零售環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