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盈余管理的涵義
對于什么是盈余管理，至今并無定論。
美國會計學者斯考特（Scott）在其所著的《財務會計理論》一書中認為，盈余管理是會計政策的選擇具有經濟后果的一種具體表現。他認為，只要企業的管理人員有進擇不同會計政策的自由，他們必定會選擇便其效用最大化或便企業的市場價值最大化的會計政策，這就是所謂的盈余管理。美國著名會計學者Schiper在1989年認為盈余管理是，為了獲得某種私人利益（而并非僅僅為了中立地處理經營活動），對外部財務報告進行有目的的干預。而被普遍認可的是Hedy和Wahlen于1999年對盈余管理所作出的解釋：當管理者在編制財務報告和構建經濟交易時，運用判斷改變財務報告，從而誤導一些利益相關者對公司根本經濟收益的理解，或者影響根據報告中會計數據形成的契約結果，盈余管理就產生了。
上述對盈余管理的三種不同界定或解釋。在下列三個方面是一致的。第一，盈余管理的主體是企業的管理當局。企業管理當局，無論是董事會、總經理還是高級管理人員，他們作為企業信息的加工者和披露者，有權利選擇會計政策和方法，有權利變更會計估計，有權利安排交易發生的時間和方式等。而信息的不對稱和信息披露的不完全為他們進行盈余管理提供了條件。第二，在盈余管理的過程中，企業管理當局是有目的、有意地選擇對自身有利的會計政策或交易安排，即管理當局是有意圖的。第三，管理當局進行盈余管理的目的在于獲得自身利益。雖然盈余管理的直接結果是使得一些利益相關者對企業的經濟收益產生誤解，但其最終目的是使得自縣利益最大化。但相比較而言，筆者認為Healy和Wahlen對盈余管理的界定更為具體、更為廣泛，不僅指出了盈余管理的主體和目的，而且指出了盈余管理的對象、方式和方法。
對于盈余管理的認識，還應注意的是：1.在我國，一些學者認為盈余管理是一個中性概念，認為其有正面作用。但筆者認為，如果企業管理當局運用判斷的目的在于向利益相關者提供更有用的決策信息，那么這種判斷不會引起利益相關者對企業經營業績的誤解，按照普遍認可的盈余管理的內涵，不應將上述判斷視為盈余管理。
2.雖然目前學者普遍認為盈余管理是在公認會計準則允許的范圍之內，是合法的，但是，盈余管理是有背于財務會計信息質量]特征的，有背于會計信息的中立性，從而影響了會計信息的可靠性和相關性。因此，從本質上講，盈余管理是有害的。
二、盈余管理的手段和目的在經濟交易和編制財務報告中存在的各種不同的判斷，為企業管理當局進行盈余管理提供了工具和有利的條件。
會計準則范圍之內，為處理業務和編制財務報告，企業管理當局必須在各種政策和方法之間進行選擇并作出判斷。管理當局可以運用各種不同的判斷去影響或改變財務報告，這些判斷中包含會計判斷和其他管理判斷。首先，管理者對于財務報告中存在的大量未來經濟事項必須作出判斷，例如長期資產的預計使用年限和預計殘值，養老金與退休金、遞延稅款以及壞賬損失等。其次，對于同一類經濟業務，管理者必須在公認的會計方法中選擇其中的一種處理方法，像折舊方法中的加速折舊法與直線折舊法、發出存貨計價中的先進先出法、后進先出法與加權平均法等。管理者在營運資金管理方面也需要進行判斷，例如存貨水平、存貨發出和采購的時間安排以及收賬政策，它們都會影響到成本和收入。管理者也必須自主決定一些費用的發生時間，像研究和開發費用、廣告費及維護費。最后，管理者必須對公司的諸如企業聯合、租賃合約以及權益性投資等交易作出決策，這些決策也給管理者提供了判斷的空間，管理者可以將商業聯合適用聯營會計，也可適用購并會計；租賃合約可以是資產負債表內的義務，也可以是表外義務；權益性投資可按權益法核算，也可按成本法核算等等。簡而言之不外乎以下三種方式：利用應計制中存在的會計判斷，進行盈余管理；通過安排交易發生或交易方式進行盈余管理；通過營運資金的管理進行盈余管理。
雖然對于哪些判斷是公允、中立的判斷，哪些屬于盈余管理，哪些又屬于盈余操縱，至今理論界和實務界并未給出明確的范圍。但有一點是肯定的，管理當局在進行上述眾多的判斷中，都有可能和有條件進行盈余管理。
企業管理當局進行盈余管理的根本目的是獲得自身利益。自身利益有許多方面，一般地，企業管理當局會在資本市場回報、管理層收購、所簽訂的合同以及在政府政策等幾個方面進行盈余管理，以實現自身收益的最大化。在我國，上市公司為了獲得股票初次發行（IPO）和配股資格，減少納稅，避免被證券監碑管理委員會摘牌，都有可能通過盈余管理達到其目的。例如為了發行新股或配股，企業管理當局一般會利用各種判斷提高企業價值。
三、盈余管理產生的原因
產生盈余管理的根本原因是企業管理當局與利益相關者（包括股東、債權人、職工、客戶等）之間利益的不一致。兩者追求的目標是有差異的，行為的動機或激勵手段也不統一。加上信息的不對稱、委托代理契約的不完全與利益主體的利己性，使得企業管理當局有動機也有可能為了自身的利益而進行盈余管理。另外，從會計角度看，盈余管理的存在與我們現行會計所采用的原則與方法是分不開的。
1.權責發生制的固有缺陷是形成盈余管理的主要因素。應計制會計或權責發生制試圖將經濟實體發生的交易與其他事項和情況，按照其產生的財務結果在不同期間加以記錄，而不是在經濟實體實際收人或付出現金時予以確認。因此，為了反映經濟實體在某一期間的業績，而不是僅僅記錄現金的收人和支出，應計制會計采用了預提、待攤、遞延以及分配等方法程序，將各期間收人與費用、收益與損失配比。在當今和未來較長時間中，權責發生制原則在會計中的地位仍是不可動搖的，再加上要分辨何種判斷為盈余管理，何種判斷不是盈余管理并非一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要徹底消除盈余管理是不可能的。
2.會計準則的靈活性和滯后性是形成盈余管理的另一因素。基于“會計是一項主觀見于客觀的活動”的認識，無論國際會計準則、美國會計準則，還是我國的企業會計準則和會計制度，都給予了會計人員較多的選擇空間。再加上新經濟業務的不斷涌現，使得其中部分交易和經濟事項的會計確認、計量和披露并未在相關準則中作出相應的規定。因此，企業管理當局可以利用會計準則制訂的滯后性對會計事項作出對自身有利的估計或判斷。
四、減少企業盈余管理的對策
盈余管理是一種機會主義行為，它的存在與市場效率、公司治理結構、會計準則制度設置以及企業的外部監督密切相關。要減少企業的盈余管理行為，就枯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1.提高資金市場特別是證券市場的有效性。上個世紀60年代學者法瑪（Fama）提出有效市場理論，并將有效市場劃分為弱式、半強式和強式市場，該理論不僅是我們進行相關研究的前提或假設，還為我們提高會計信息質且、減少盈余管理提供了思路。企業管理當局盈余管理的最大受害者是企業外部利益相關者，如果所有的外部利益相關者都是理性的，并且具備了辨析財務報告及其附注的能力和知識，那么在這種情況下，為了取信于外部相關利益者，企業管理當局就會減少盈余管理。
2.完善公司的治理結構。公司的治理結構的實質是對相關權利、責任和收益的安排。國外的大量實證研究表明：企業管理當局之所以能夠進行盈余管理，這與公司治理結構有關，而董事長與總經理分離以及設立外部董事的公司進行盈余管理的程度要比其他公司輕得多。另外，在公司治理結構中，管理當局報酬的安排對盈余管理會產生較大影響。管理當局進行的盈余管理其實是短期行為的一種表現，因此，企業在進行報酬安排時可以運用一些長期酬勞計劃。
3.完善會計準則與方法。目前大多數會計準則及相關制度給管理當局提供了太多的判斷空間，對此準則和制度的制訂者可以通過更清楚地設定不同會計處理方法和估計方法的運用條件加以修繕。同時，在成本效益原則的基礎之上，增加會計信息披露的數量，提高會計信息披露的質量，也會一定程度上減少企業的盈余管理。
4.加強外部監督，主要是證券監督管理部門的監督和外部審計監督。一方面證券監督管理部門應從企業信息披露的相關性、可靠性以及披露的信息含量上加強管理與監督，并對違規的公司進行嚴懲。另一方面要在加強對外部審計機構審計責任的管理和監督的基礎上，通過審計準則的安排，由外部審計機構提供被審計企業盈余管理的評價報告，從而提高會計信息的可靠性，減少企業的盈余管理。
當然，為實現會計信息提供有用信息和提高會計信息質量之目標，我們還應加強關于盈余管理動機、方法對利益相關者影響等方面的研究，提出減少企業盈余管理的途徑和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