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矛盾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中被再次激化，人們抨擊華爾街的嗜血文化，認為經濟尤其是金融的發展除了給企業高管帶來數不清的錢財之外，對公共利益甚至對企業自身的長期發展都毫無益處。
這讓一些西方學者開始反思整個市場的制度安排，尤其是反思商業與社會的關系。哈佛大學商學院的邁克爾•波特教授提出了“創造共享價值”的理論，鼓勵企業發現未被滿足的社會需求并通過商業活動去滿足它，以便在創造經濟價值的同時也能創造社會價值。
簡單地說，共享價值理論就是同時讓社會和企業從中獲益。譬如農業企業可以給農民提供技術培訓，捐贈基礎設施，雖然會增加初始成本，但從長期來看是利己利他的。本質上，這是對經世濟民這一古老哲學的回歸。
但“創造共享價值”的邏輯給市場出了個難題：長久以來，市場只懂發現商業價值，不懂發現社會價值。這是因為，無論商品市場還是資本市場，都是通過供求關系生成價格信號并達成交易的。然而，價格信號并不能把社會和環境方面的成本與效益納入考量。所以說，傳統的市場能夠發現“利”(MakingMoney)，卻不善于發現“義”(DoingGood)。也就是說，首先，推崇社會和環境價值的市場參與方(投資者和消費者等)不夠多;其次，反映社會和環境價值的市場信息缺乏。這里我們主要討論信息缺乏的問題。
共享價值信息缺失
事實上，“共享價值”并不分享企業已經創造的價值，而是做大整個經濟和社會價值蛋糕。比如，為了增加貧困農民的收入，提高農產品的價格并不會增加總價值，只是重新分配財富。如果你設法改進農民的種植方法，與當地供應商建立產業集群，提升農民的效率、收成、產品質量和可持續發展能力，那就能做大收入和利潤蛋糕，使農民和收購農產品的企業都得益。這也是“共享價值”和傳統意義上的企業社會責任最大的不同點所在。
也就是說，實現商業價值和社會價值的市場，就需要做到“義利兼顧”。以一瓶礦泉水為例，它的傳統市場價格主要包括了生產、銷售成本和企業的利潤，水的成本雖然也有，但占比甚小;在一個能創造共享價值的市場，這瓶水的價格就會增加，因為水的成本更完整反映出水的自然價值;如果生產水的企業注意到這個問題，并出錢出力投入到水資源的保護中，這瓶水的價格就會略有下降，因為每瓶水耗費的水資源凈值下降了(部分水得到了保護)。可見，一個能創造共享價值的市場，可以激勵企業平衡商業價值和市場價值。
回到信息缺乏的問題上，在上述瓶裝水的例子中，要準確地將社會和環境價值因素納入考量，就需要知道企業真正的耗水量、水的自然價值、企業保護水資源行動所產生的社會效益等。在傳統市場中，這些信息是很難獲取和計算的。
缺乏信息，市場就無所適從，也就無法生成準確的價格信號，繼而引發市場失靈。所以，與社會和環境相關的信息是構造共享價值市場的基礎要素。只有這樣的信息足夠多，它才可以產生參考價值并有效率地促進市場運轉。
外部環境掀起信息共享革命
與社會和環境相關的企業信息來自于企業經營生產的過程。企業雖然可能掌握了充足的信息，卻往往不愿意主動進行披露，尤其是社會和環境方面的負面信息。但是外部環境的變化打破了這一格局。率先向企業發難的是關注勞工問題的民間組織，他們以保護勞工權益和消滅血汗工廠為由，不斷要求那些有著大量外包業務的知名服裝和電子品牌企業公布其在發展中國家的供應商名單，并說明企業所采取的勞工權益保護措施。
在企業方面，耐克公司最早打破了沉默并作出回應，它破天荒地公布了全部供應商名單，并帶動全行業的社會和環境信息披露。此后不久，中國的民間環保組織也掀起了“綠色選擇”的運動，以公眾環境研究中心為代表的眾多環保組織要求電子產品企業更加透明，并降低其供應商在生產過程中所造成的重金屬污染。這一運動最終也取得巨大成效，就連一向“倔強”的蘋果公司也改變了態度，公布了供應商名單和自身的綠色舉措。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
外部環境的變化讓不少企業開始重新審視自身與社會和環境相關的信息披露問題。以往，外部利益相關方對此類信息的訴求是偶發和孤立的，如今這一訴求卻往往接踵而至，企業已經無暇逐一回應。
企業該如何應對只有一種辦法可以有效降低溝通成本：那就是根據受到廣泛認可的指引定期編寫一份年度報告，分發給所有人或者公布在企業網站上，以回應絕大多數外部利益相關方對企業社會和環境信息的疑問。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便由此誕生并很快得到普及。
近10年來，國際上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的數量逐年攀升，并幾乎成了知名企業的另一張名片。在世界500強企業中，絕大多數都已發布了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并形成常態。這些信息被各方使用，有的成為了編制上市公司可持續發展指數的信息源，有的成為了品牌企業采購行動的依據，有的成為了銀行發放貸款時的決策參考。最近幾年，還有的企業將企業社會責任報告與企業財務年報進行有機整合，形成企業綜合報告，以向外部利益相關方傳遞具有整體性的信息。
信息披露納入監管有待深挖
在注意到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的價值之后，各國家和地區的政府及監管機構開始將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納入監管要求，甚至對部分企業實施強制披露的政策。其中，證券交易所的措施是最為積極的。譬如南非約翰內斯堡證券交易所，要求所有上市公司編制并發布綜合報告，如果沒有發布報告則需要解釋原因。香港證交所也要求上市公司自愿發布ESG(環境、社會和治理)報告，并很可能在2015年之后作為半強制性的監管要求。在中國大陸，國資委會、上交所與深交所也都發出了類似的監管要求;此外，2015年開始實施新修訂的《環境保護法》也明確了對重污染企業污染信息披露的法律要求。由此我們可以預見，企業環境信息將會在中國大陸出現井噴式的增長。
種種跡象表明，企業透明度的增加將是不可逆轉的大趨勢。越來越多的企業會主動或被動地發布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或披露相關的非財務信息，此類信息披露的增加為構造一個共享價值市場創造了更大的可能。物聯網和大數據等技術革命將起到重要的催化作用。
毋庸諱言，構造這樣一個市場并不容易，從信息披露的角度看，當下也仍然面臨不少挑戰。首先，是現有信息缺乏價值。一份洋洋灑灑過萬字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常常講到不少關于“好人好事”的故事，卻沒有告訴讀者具有實質性的有效信息;即使有效信息被披露出來也會缺乏量化和比較。其次，是很多市場參與方(監管機構、投資者和消費者等利益相關方)不會充分利用此類信息的價值。其中一部分人不知道此類信息的存在，還有一部分人是不認為這些信息有價值。要克服這些挑戰，尚需時日。
【專家觀點】
立法尚存缺陷
在國外發達國家已形成慣例的企業環境信息公開，為何在我國就遭遇“水土不服”環境污染信息，為何竟然演變為企業不能說的秘密
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環境資源法副教授方堃博士認為，首先是立法尚存在很大缺陷，比如：立法存在分散性，信息公開主體的偏少，公開內容的不具體和范圍的狹窄，公開方式的單一，公開標準的缺乏，公開真實性和完整性沒有客觀的評價體系，以及公開主體責任的分配和對公開行為的監督缺失等。同時，立法未確立企業環境信息公開是保障公眾環境知情權得以實施的重要理念，理念的缺失導致環境信息公開中的“例外原則”的規定不具體、含糊不清，從而形成巨大的守法、執法和司法中的“尋租”真空，公開的司法監督和公眾監督更是形同虛設。
其次，在執法層面，行使環境行政管理職能的部門本身對環境信息公開不到位。受地方政府追求經濟增長效率目標的約束、乃至壓力，同時也存在著政府與企業之間的利益鏈條的羈絆，職能部門缺乏對企業不公開環境信息監管的積極性。同時，對政府環境信息公開責任追究和救濟途徑的缺失、中國人傳統的“報喜不報憂”的思維也導致政府公開失去助推力，這也受到整個政府信息公開案例居少大環境的影響。從現實情況分析，幾乎很少見諸對違背企業環境信息公開法律規范的責任追究案例，哪怕是涉及重特大環境事件的環境信息公開違法亦如此。
再次，缺乏對企業公開環境信息的責任機制和激勵機制，企業公開環境信息的主動性有待加強，不愿意自爆家丑。方堃表示，由于沒有對企業不依法公開環境信息的行為真正實施責任追究，企業自愿公開環境信息難以享受到實實在在的激勵。“所以，哪怕是每年向政府提交環境公報，或者說更有發布社會責任報告或通過ISO14000環境管理體系的企業，也只能是一種時髦的形式”。方堃說。
此外，公眾參與程序的缺陷導致知情依然不足。很多政府部門和企業存在對公眾參與的偏見和誤區，認為公眾的參與會招致麻煩，帶來行政效率的低下、影響企業的生產和發展。公眾參與和監督機制不到位，也就更難以對企業環境信息公開違法行為實施救濟。數據顯示，上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間,全國關于環境問題的信訪案件有10萬件;2000年時,達到30萬件;從2005年以后,每年有60萬件;而到現在每年已達到100萬件。
“正是由于上述問題的存在，致使目前執行的企業環境信息公開制度，在實踐中的效果還不是很明顯，環境企業自爆家丑的力度不大也令人堪憂。”方堃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