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掃蕩”全世界的能力，還有以下兩個事例可以佐證：2015年，日本創造了年度熱詞“爆買”，用以形容中國人在日本瘋狂掃貨的行為；原本專屬于北美人的“黑色星期五”，在各種海外購物網站的“幫助”下，也被改造成國人的一場購物狂歡。
全球都在驚呼：MadeinChina正在變成MadeforChina。然而，如果你因此而為中國人兇猛的購買力而歡呼的話，未免過于樂觀。在硬幣的反面，MadeinChina正滿臉尷尬——我們每年生產全球近1/5的商品，利潤薄如刀鋒；你們為了買一個電飯鍋、馬桶蓋，卻要遠赴海外。
強大的制造力和強大的購買力擦肩而過，相互冷冷地對視。這其中除了價格因素，更多是出于質量和安全的考慮——國人普遍認為海外對質量把控更嚴格，很多商品簡直就是質優價廉的代名詞。所以，哪怕和國內售價差不多的商品，人們也會選擇從海外購買。
“20世紀將以生產率的世紀載入史冊，而21世紀將是質量的世紀”——美國質量管理專家朱蘭博士在1994年做出的預言，似乎正被熱衷于在海外買買買的中國人所證實。
差不多就行了？
如果你仍然認為去日本爆買是出于“外國的月亮比中國圓”的崇洋心理，我們不防來“膜拜”一組數據：
我國產品質量國家監督抽查不合格率長期高達10%，制造業為此每年直接損失超過2，000億，而對于消費者來說，每購買10件商品，就有可能買到一件次品，多么觸目驚心！
2015年11月，歐盟公布的被召回產品共191例，原產地為中國大陸的產品被通報共計108例——中國制造以一己之力，便攻下了歐盟召回總數的半壁江山！
是因為中國制造不懂得如何提高質量嗎？答案當然是No！
理論界對于質量管理的研究早已從ISO9000進化到六西格瑪，企業里的相關管理者談起操作方法也頭頭是道。但是，如果你看過2014年流傳于網上的一段短視頻，你便會知道，事實上我們對質量有多么輕視。
在這段名為《震驚！一分鐘看懂中國制造和德國制造有何區別》的視頻中，套在鋼管上的德國軸承，用手指輕輕撥動后可以轉動半分鐘之久，而中國生產的軸承轉動的時間只有幾秒。在這個轉動時間可以衡量質量的器件上，中德兩國工業品品質的差距清晰可見。
盡管2015年大眾“排氣門”讓德國制造蒙塵，但這并不能抹煞這個國家在質量方面所付出的努力。一些發達國家對待產品質量的觀念是，誤差在標準的正負0.5范圍之內便可視為合格產品；德國認可的是誤差標準為零，也就是對待產品質量根本不允許有誤差——這是一種近乎宗教信仰的準則。
當初，韋爾奇在GE全面推行六西格瑪時，曾要求每個員工都要對質量高度敏感，他稱之為“質量精神病”。與美德等國對質量的苛求相比，很多中國人信奉的是“差不多就行了”。
曾有國內企業收購了美國一家高科技公司，但是發現將美國技術拿到國內生產會遇到很大麻煩——同樣的圖紙和同樣的設備，在中國和美國生產出來的產品會有不小差距。該企業管理人士后來分析發現：國內工人缺乏嚴謹態度和精益求精的精神，精細化操作水平較低，對質量標準的要求不夠精確。“在加工制作時會有意無意地放寬條件，結果每個環節差一點點，成品后就會差很多。”
1918年，胡適先生曾寫過一篇雜文《差不多先生傳》，刻畫了一位即不計較、也不認真的差不多先生，人人都贊他看得破、想得通，真是一位有德行的人，死后還贈他法號“圓通法師”。這自然是個笑話，然而，近100年過去，差不多先生并未從我們的生活中絕跡。而很多管理者也選擇閉起雙眼，假裝看不到問題的關鍵。
拋開微笑曲線、國際形勢以及國家政策等宏大命題，單從觀念上來看，我們就能發現鴻溝般的差距。
創客之隱憂
曾有人認為，除了品質低的老毛病，中國制造在消費升級時代還遭遇了創意少的新問題——“中國制造總是多年板著一副面孔不變，滿足不了人們對制造品日益多元化、個性化的需求”。
事實上，中國愈刮愈烈的創客風已經為消費者們提供了各種令人腦洞大開的產品，從VR、智能可穿戴到智能家居，創意幾乎無處不在。這些新奇玩酷的產品，是否能滿足消費者所需呢？
深圳一位資深創客這樣說：“如果一個產品，你自己都沒有迭代過三次，你最好別賣給我！”“去年有人買了很多古靈精怪的東西，什么手表、手環……90%都不用了，要不就是有質量問題，要不就是很雞肋，用久了覺得可有可無。”
作為開源制造時代的開啟者，創客們在急急忙忙向市場分享創意的過程中所遭遇的質量問題，有時候并非一己之力便可解決。創客的產品往往在不經意中開創了一個全新的產品品類，而相關行業標準的制定，往往落后于此——在可穿戴產品流行市場幾年之后，直到2015年5月，國內首個智能穿戴行業標準才隆重出臺。行業標準的缺失，導致創客們缺乏明確的指引，而很多創客根本沒有做過硬件生產，更容易找不到方向。
2012年，幾個創客在深圳柴火空間孕育出一款智能手環，這一當時的新鮮事物很快在點名時間上眾籌成功，并進入量產。而當第一批產品發到用戶手中時，卻出現了質量問題。“電池的料有問題，生產的良品率只有50%，一半都沒法出廠。”一位發起人后來總結道。
而知識產權也是創客們在走向消費者的過程中所必須跨過的一道門檻。2016年1月的CES展上，常州一家生產電子平衡車的廠家以一種無奈的姿態闖入人們的視線——因為涉嫌cosplay美國一家同類企業的產品，該參展商不光展位被現場查抄，還被告上法庭。盡管事態很快反轉，鬧劇以美方撤訴而告終結，但這一記悶棍卻讓創客們警醒。
這家公司之所以在CES展上被揪住不放，是因為其申請專利時拖延時間過長，導致專利在美國被搶先注冊。像這家參展商一樣，國內很多初創企業由于對專利申請操作不熟，也沒有本領域有經驗的專家來幫助撰寫申請資料，導致申請過程相當低效，甚至核心機密因此泄露。
加之很多創客對進口國的技術標準和法律法規不夠了解，對境外技術性貿易措施缺乏應對，往往使得產品不符合進口國標準。
知識產權的問題并非創客所獨有，對于很多中國企業來說，其知識產權意識并不比質量意識來得深刻。有媒體報道，幾年前山東一家公司以近千萬年薪邀請一位德國科學家攻克某項關鍵技術，并斥資幾千萬上了新的生產線，但在產品出口時才猛然發現，此技術的國際專利早被國外一家企業緊握在手。這意味著幾千萬的投入瞬間打了水漂。
近年，伴隨著產業升級和國際化的推進，中國企業遭遇的專利糾紛也愈演愈烈。數據顯示，中國已連續十多年成為在美國遭遇“337調查”案件數量最多的國家。現在，創客們似乎正在擠入這一越來越龐大的隊伍。
著名質量管理專家、同濟大學教授尤建新認為：企業的質量管理，不能再拘泥于以質量工程師主導，而應該綜合戰略和管理的安排，涉及法律、倫理和政治等諸多領域。
跨越鴻溝，我們需要多久？
日本國際經濟學家長谷川慶太郎，2010年曾在日本《呼聲》雜志上發表題為《中國的未來取決于日本》的文章，文章稱：中國經濟發展受制于日本，日本企業能向中國提供中國產業不可缺少的高質量的產品。如今在中國空前的建筑熱潮中，建筑機械的年均使用時間高達3，000小時，只有日本造的機械才能經得起如此消耗。中國生產汽車部件的機床年均工作時間也能高達3，500小時，但只有日本生產的機床能保證連續5年性能不變。
文章還以鋼材為例說明中國對日本的依賴。日本生產的汽車用鋼板質量世界第一，不用這種鋼板的汽車就根本沒有銷路。建筑用H鋼的對華出口價比日本國內高20%，但中方卻不得不買，“因為沒有這種鋼，中國的建筑公司就無法保障高層建筑骨架的安全。
作為一名中國人，看到這樣的文章，當然意不能平。我們大可以去翻日本制造的黑歷史來刷自己的存在感——在日本制造崛起的早期，MadeinJapan其實也是劣質產品的代名詞；甚至連德國都曾因為“山寨”英、法、美等國家的產品，以低價沖擊市場而引起其它國家的抵制。
但德日兩國為何可以從黑歷史中一步步走到今天？是因為他們意識到：若想在世界上處于領導地位，獲得質量領域的領導地位是最重要的，經濟上的成功取決于質量。在這些國家，即使是最頂級的企業，也每天持續地使用質量解決方案，不斷壓縮它們在制造環節的種種成本，減少因質量問題導致的各種浪費。
在中國，毒奶粉、假雞蛋、三聚氰胺……各種危害國人生命安全的丑聞接連不斷。然而在德國，早在10多年前法規便要求生產商不僅必須記錄各種食品的去向，而且還必須證明產品的原料來源。如德國超市的每枚雞蛋上都印有編碼，通過編碼，可以追索這枚雞蛋的出產地、雞舍、飼養方式，一旦質量出現問題，就可以進行質量問題溯源。
幸而，很多企業已經意識到：消費者對中國產品普遍不信任——哪怕日本馬桶蓋產自杭州下沙，而且售價更便宜，他們也樂意千里迢迢從海外背回，只是為求一個放心。有責任感的企業也為此深感不安。某家電巨頭的一位高管曾對媒體表示：作為生產商，為不能向中國消費者提供高質量產品而感到羞愧，必須努力使中國的產品超過日本產品。
《中國制造2025》設計了推動中國制造邁向更高水平的路線圖，質量元素在實現路徑上也得到了充分體現——除了提出“質量為先”的方針，還在制造強國戰略目標中加入了“質量效益”指標。
國家質檢總局的一位官員最近表示：提升質量是對沖經濟增速放緩的有效有段。相對于于科技、管理方面的創新，質量創新是更為普遍而有效的創新形式，不僅是實現“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最有效路徑，還能擴大消費需求、優化經濟結構以及完善市場制度。“從這個意義上講，質量提升是我國未來最為重要的‘改革紅利’之一。”
或許正如財經作家吳曉波所言：陷入困境的制造業者，與其求助于外，到陌生的戰場上亂碰運氣，倒不如自求突破，在熟悉的本業里，咬碎牙根，力求技術上的銳度創新，由量的擴展到質的突圍，正是中國制造的最后一公里。而中國制造的明天，不在別處，在于能否讓國人不再跨洋去買一只馬桶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