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歲換，天地回春。”春節是我們華夏兒女最為看重的傳統節日，千百年來，在民間過春節的方式和習俗也是最豐富、最隆重、最熱鬧、最喜慶的。而今，“中國年”也逐漸走出華人圈子，已隨國家實力的提升走向了世界。
家團圓、響鞭炮、訪親友、互拜年，已經成為中華民族一種抹不去的文化情結。鞭炮代表著中華民族喜慶、樂觀與豁達的精神傳承。再清貧的日子，再紛亂的歲月，只要到了年節，人們都會想方設法放上一串串大紅鞭炮，驚動天地鬼神，激發自己的熱情與期望。中國人離不開鞭炮。她記載著一個民族發端與成長的悠久回憶。似乎沒有響亮的爆竹聲，就沒有嚇走妖魔、祈來福祉的“年”。幾千年來，滄海桑田，這一系列的喜慶元素始終未變，缺一不可，它們共同完成了一種“中國式的表達”。從黃土地到華人街，沒有鞭炮，哪叫春節？
可是，伴隨著社會的快速發展，春節放鞭炮燃焰火這個傳統習俗卻逐漸受到了“現代城市”的挑戰，特別是把環境污染、一些意外傷害及火災的責任算到了燃放煙花爆竹的頭上。于是，在九十年代初中期，仿佛在一夜之間，我國許多城市都“不約而同”地做出了“禁放”的決定。但似乎讓這些城市的決策者始料未及的是，自從禁放的決定做出的那一天起，就同樣受到了來自民間那“屢禁不止”的挑戰。在“禁”與“放”的較量中，全國曾經禁放的128個城市中有105個逐漸有限地解禁，通過禁改限，將燃放煙花爆竹的權利還“俗”于民。應該說，這一地方立法的改變倒是彰顯了執法為民的理念，體現出了尊重民意、尊重傳統的人本思想。實事求是地講，在燃放煙花爆竹的問題上，禁或限？民意中并未出現一邊倒的態勢，而禁改限則恰恰能夠滿足不同層次市民的需求，因而符合現代城市管理的思維模式。其次體現出了政府務實、負責的精神和態度。
其實，從社會到企業，通常會遇到各式各樣的問題，如何處理、制定怎樣的游戲規則的確體現著管理者的人性取向和管理風格。對問題、我們曾經簡單地一禁了之，比如為了城市的整潔美觀，禁止一切的擺攤設點，城市倒是好看整潔和方便管理了，但是百姓生活不方便、而且本來可以解決一部分人自主就業卻人為設置了障礙。
北京等城市在燃放問題上由“禁”到“限”，一字之差，表現的結果是變“堵”為“疏”。關于“疏”與“堵”最早的爭議，恐怕就是從大禹治水而來的吧。《史記 ?夏本紀》記載：在堯的時候，洪水滔天，堯尋找能治水的人，群臣推薦了鯀（gǔn）。鯀率領人們用堵塞的辦法去對付洪水，九年不成。最后被舜處死在羽山。舜又讓鯀的兒子禹繼續治水，禹接受父親失敗的教訓，采用疏導的方法，終獲成功。3000年以前，大禹尚且明白：堵與疏，堵為權宜之計，疏乃為制本之策！那么我們作為社會和企業組織的管理者，是不是該多些“疏”、少點“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