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開展“生前預囑”入法現狀與困境的調研，實踐小組在四川省、內蒙古省以及重慶等地區開展了實地調研和訪談。通過調研走訪不同機構，明確了解兩省一市關于病人醫療自主決定權下實踐狀況與困境，形成當下實踐中做法的實踐報告，為后續的研究和探討提供更加深入的基礎。通過調研基層民眾，明確了解廣大人民群眾對于生前預囑的認知情況以及接受程度以及對于推廣的期待內容和建議，最終形成一份關于醫療自主決定權民意調查的報告。
一、問卷發放：
本次問卷發放對象為不同年齡段、不同職業、不同生活環境的廣大群體，所調查區域涵蓋四川省、重慶市與內蒙古省。主要圍繞個人對于“生前預囑”的了解程度、接受程度以及對于“生前預囑”是否應當實施所持觀點、前景展望與建議幾方面展開。
二、訪談調研：
本組隊員著重通過對兩位醫師與一位法官的采訪，了解患者及其親屬與醫護、法律人員對于“生前預囑”制度的理解、態度、推廣現狀、推廣可能會出現的困境與推廣建議。
在與四川省江油市人民醫院重癥醫學科主治醫師郭醫生的訪談中，實踐隊員了解到在四川省，“生前預囑”幾乎很少執行，由于“生前預囑”沒有明確的法律保障，在臨床關于對ICU病人是否進行搶救這個問題上，醫院仍會采取家屬的意見執行。郭醫生指出“生前預囑”的推廣困境仍然存在：一是沒有法律的支撐；二是一旦推廣，醫院需要更加兼顧醫學倫理與尊重患者意愿兩方面；三是執行“生前預囑”雖然有臨床標準可以遵循，但是大多數情況下還需要醫生結合實際經驗來判斷。“生前預囑”實施推廣之后，可以有效減輕“沒有受療價值”患者的痛苦與家屬的經濟壓力，還可以有效使用社會資源，值得大力推廣。關于推廣建議，第一個要建立好相關的法律制度；第二個要搞好相應的宣傳，醫院抓好實施，然后在遇到特殊情況時再及時進行反饋，進一步對相關法律制度規定進行完善修改。
實踐隊員還采訪了內蒙古自治區包頭市青山區人民法院法官。高審判長認為，深圳該項條例不能很好的尊重患者的態度，如果一個人早年立下“生前預囑”，無法保證老年時會希望按其執行。該條例需要進一步在實踐中不斷修正，在吸收國外的經驗過程中不斷發展。在深圳生前預囑公證的過程中，將預囑人的醫療和健康照護作為未來意定監護人的監護范圍的一部分，高審判長認為這樣的做法存在風險：人在經濟利益方面能否守住初心，判斷當事人所立的預囑是本人真實所想也是一大困難。
在提及“生前預囑”不僅僅是一個法律問題，更是關乎生命價值、家庭倫理、醫學利益的綜合性命題時，高審判長指出，第一個原因是法律介入能更充分地保障或者考察生前預囑是不是當事人的真實表示，真實性是法官首先考慮的問題。雖然沒有遇到過與“生前預囑”相關的案例，但是就審判而言，高玲法官可能會更多的考慮真實性，比如他當時做這份預囑的時候他的這個意思表示是否真實，是否有受外界的影響，他的身體狀況與精神狀況是什么樣的。第二個原因則是不能夠讓醫護人員承擔“生前預囑”所帶來的責任與義務。“生前預囑”的推廣仍然有很長的路要走：推廣理念、完善實踐中的程序與監督體系都是推廣“生前預囑”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最后，實踐隊員采訪了重慶市中醫院肛腸科副主任醫師藍醫生。目前，重慶市的“生前預囑”在重慶市部分實施但不全面。藍醫生指出，在實際生活中，倘若患者在生前準備了或者醫生了解過生前預囑的真實性以及在患者簽訂拒絕某種治療的同意書的條件下，醫院方面會優先尊重患者的意見。藍醫生同樣指出了幾個生命末期的臨床表現，認為“生前預囑”的執行條件有判斷標準。藍醫生提到，“生前預囑”的實施，可以有效減輕臨終患者的痛苦，在大環境下，應當大力推廣。“生前預囑”的推廣，一是要加大法律宣傳，使廣大群眾逐步接受“生前預囑”的可行；二是完善醫院的配套措施，例如確保此份預囑的合法性、可靠性、真實性，盡可能與患者進行二次確認，再在患者臨終之時遵循預囑；三是確保醫院方面與家屬進行了反復的溝通，避免因此出現的醫療糾紛。
社會實踐是學生接觸社會，了解社會，服務社會，運用所學知識實踐自我的最好途徑。希望通過此次社會實踐活動，推廣安寧療護、尊嚴死亡的理念，將生前預囑植入中國社會“善終”的文化傳統中。同時，讓實踐隊員不斷提高自身素質和能力，以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在實踐中磨礪發現社會痛點的炯炯慧眼，將所學所知運用到祖國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