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江蘇省的服務業而言，2015年6月是個關鍵時間節點。1-6月，服務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首次超過第二產業增加值。

在服務業成為增長最快行業的同時，“營改增”隨之而來，對稅制改革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在江蘇各地采訪時發現，“營改增”確實降低了大部分服務業企業的負擔，但“營改增”是以“有減有增”的雙重效應來對產業結構進行調整的，因此并非所有的企業都能達到減稅的預期。

由于增值稅是基于制造業而制定的，在擴圍中如何針對服務業的特點進行適當調整?來自企業和政府的人士均認為，應當著手增值稅的創新，減少稅率級次，轉向單一稅率。

哪些企業稅負增加?

從營改增在企業中的實踐看，稅率、抵扣數額和抵扣項目稅率、減免優惠是影響企業稅負的主要因素。

改革之前，服務業企業在采購環節繳納增值稅進項稅額，實現營業收入后，企業按其營業額繳納營業稅。由于在繳納營業稅時無法抵扣采購環節支付的增值稅進項稅額，因此服務業企業既替供應商繳納了增值稅的進項稅，又繳納了按自身營業額全額計提的營業稅。這是服務業重復納稅問題的根本所在，使其實際稅率高于營業稅稅率5%。

改革后消除了重復征稅，尤其是降低上下游產業鏈條上的稅務負擔，結構性減稅得以實現。

實踐中，適用稅率的高低直接影響到企業的稅負。其中，小規模納稅人“營改增”后增值稅征收率由原來的3%、5%統一調整為3%，成了改革的較大受益者;一般納稅人稅率由于行業稅率差別較大，不能全部享受到稅收“紅利”。

技術上，企業抵扣項目占收入的比重、抵扣項目稅率與減稅幅度成正比。此外，服務業境外服務由征稅改為免稅(由免稅改為零稅率)，這在很大程度上減輕了服務業企業的負擔。

南京某廣告公司副總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以文創產業而言，可以抵扣購置設備產品與銷售創意之間的增值稅，僅對產品增值的部分征稅，使得創意產品成本大幅度降低，也有利于成果的轉化。

由于企業本身業務的特點，一小部分不需要配置大型設備、運營成本主要由人工費組成的企業，則因可抵扣稅額少，導致稅基高，在改革后稅負有所增加，如軟件外包、咨詢服務業等。

南京財經大學會計學院教授宋文閣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解釋，“營改增”后，使得服務業企業的財務核算更加復雜，企業需要根據實際稅務政策的變化來調整財務報表的結構。由于稅務部門對于增值稅專用發票的管理更加嚴格，如使用不當會帶來法律風險。

服務業增值稅率應統一

從產業角度看，營改增對服務業企業會帶來什么影響?

由于抵扣的獲得與降低成本直接關聯，這就要求企業在選擇供應商或服務商時，盡可能選擇財務核算健全、能夠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的企業，無法開具發票的企業可能會被淘汰。這也帶來一個問題，如果有遺失等行為發生，補辦更加麻煩。

“營改增”對跨境服務貿易的正向激勵作用非常明顯，增強了國際運輸、技術轉讓(咨詢)、鑒證咨詢等企業出口服務貿易的動力，穩定了進出口。

江蘇省社科院財貿所研究員駱祖春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營改增”促進了服務業產業的分工。這是因為，改革后只需要對“升值部分”交稅。因此，企業會更多選擇外購方式以獲得更好的服務(同時獲得抵扣降低成本)，這就促使了企業將內部效益不好或不擅長的部分剝離，加快加強了產業鏈的社會分工和專業化程度。

但隨著改革的深入，未來部分服務業企業可能會提高部分服務收費標準。比如，稅率從5%提升到6%，如果按扣稅(不考慮其他附加稅費)后的凈收入不變來計算，則原來的業務收費要從100元提高到100.7元才能平衡。

江蘇蘇亞供應鏈管理公司總經理劉寧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在“營改增”試點過程中，包括馬士基旗下丹馬士、喬達國際等在內的國際知名貨運公司，都向外貿企業多收了6%的稅錢。很多國內服務業公司都在考慮適當提高對部分客戶(增值稅一般納稅人)的收費標準，因為這部分客戶現在可以抵扣進項稅。

有受訪的國稅系統人士認為，改革后對服務業采用了11%、6%的稅率和3%的征收率，稅率層級較多，適用范圍區分復雜。

“如果要讓市場更充分發揮決定性作用，在制度設計上應該考慮到單一稅制是世界發展的趨勢和潮流，關鍵是單一稅率使納稅人利用稅率逃稅的可能性接近零。”上述人士認為，服務業增值稅稅率走向統一是大勢所趨。

“應當抓住中央深化改革的機遇對增值稅進行改革，減少稅率級次，加快推進現代型增值稅。”江蘇省社科院財貿所研究員駱祖春表示。